人世間(268)_梁曉聲

二六八

　　現在好了，他和鄭娟，既不會彼此失去對方，也不會同時失去周楠這個兒子了。他認為，因此被判十五年刑期也是值得的。

　　幾乎可以說，他欣然接受了判決。

　　律師對他說：「如果你上訴，或許有希望減少兩三年刑期。」

　　他想了想，平靜地說：「不了吧，駱士賓都那樣了，我再要求減刑對他就太不公平了。多兩三年少兩三年，對我沒什麼影響。」

　　他放棄了上訴。

　　在他服刑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九〇年十月，蔡曉光帶給了他一個不好的消息——駱士賓死了。

　　他的刑期也許會因為駱士賓的死而增加。蔡曉光讓他做好心理準備。

　　那一夜，他在獄中輾轉反側，終夜難眠。

　　第二天，他失魂落魄。恍惚數日，他的精神處於崩潰邊緣。

　　幸而水自流探望了他，他給了周秉昆一張名片，他已成了路路通公司的顧問。

　　水自流告訴他，作為駱士賓的唯一親人，路路通公司的女老闆讓他轉告周秉昆，她不會要求增加周秉昆的刑期。

　　「不是我厚著臉皮非要給她去當顧問，是她一再上趕子求我當的。那女人不壞，甚至可以說挺好，總之比駱士賓的為人強多了。你也不必太為駱士賓的死良心不安，他做的壞事很多，算是老天對他的懲罰吧。」水自流如是說。

　　秉昆問：「她為什麼請你做顧問呢？」

　　「當年我手下的弟兄們，如今一多半成了商場上的人，有辦公司的，有辦廠的，還有空手套白狼的。不論誰想發展壯大，單打獨鬥都挺難，互通信息互相借力商機才多。如果大家都討厭一個人，合夥拆一個人的台，那個人的公司就很難發展。駱士賓仗著巴結上了一個日本投資人，根本不把當年的哥們兒放在眼裡，狂妄得很，今天揚言要吞併那個，明天放話要整垮這個，早就招人恨了。他一死，那女人完全繼承了公司。她擔心大家合夥來算計自己，自然想找保護傘。當官的沒誰願意充當她的保護傘，怕駱士賓遺留下了什麼違法的事，惹一身騷。她就想到了我。我在當年的哥們兒中還有點兒聲望，起碼可以保護她不受我當年那幫哥們兒的欺負。為她當顧問，我每年又多了一筆收入，我想用那筆錢做點兒自己想做的事。」水自流的話說得極可信。

　　秉昆又問：「你就不怕惹上麻煩嗎？」

　　水自流笑道：「如今搞私營的，哪能完全守規矩呢？沒偷稅漏稅過，還沒虛開過增值稅發票嗎？還沒買賣過發票嗎？那些都沒幹過，還沒送禮行賄過嗎？一旦送禮行賄了，誰還敢說自己是絕對乾淨的商人呢？該抹平的事，我基本上都幫她抹平了。以後有我做顧問，方式高明點兒，就不會惹出什麼大事。」

　　秉昆想到自己當上「和順樓」的主管後，水自流說的那些事也都幹過。每到節日，韓文琪送份名單來，自己必定要派人照單送禮，有時也親自送現金，便不再多問什麼了。

　　水自流走後，周秉昆高興得想唱歌。雖然他對於駱士賓的死不無罪過感，但喜悅還是主要的。世上唯一想奪去自己一個兒子的人死了，沒法不喜悅的。

　　幾天後，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到監獄視察，照例由有才藝的犯人組成的文藝宣傳隊表演節目。周秉昆在臺上的狀態最為活躍，展現出了不似犯人的飽滿向上的精神面貌——那正是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希望看到的，便又受到了表揚。

　　脫下了囚服，換上自己的衣服後，周秉昆竟有幾分留戀監獄了。

　　十二年中，他交了些犯人朋友。幾乎所有的犯人都認為他是被人罩著的，沒人敢挑釁他，有的還巴結他。尊敬卻並不巴結他的品行良好的十幾個犯人，漸漸成了他的朋友。犯人中也有品行良好的人，他們有的是因為被人利用不知不覺地捲入了經濟案件，有的其實原本是像他一樣的好人，因為一時喪失理智傷人犯法。他們尊敬周秉昆，起初是因為看望他的朋友多。犯了事的人還有許多朋友常到獄中看望，他們相信這樣的人可交。後來，則因為他自己的表現。每次親友為他帶來了什麼吃的用的，他都會請同監號的犯人一塊兒吃，或送給需要的人用。

　　犯人間即使成了朋友，那也不可以用「獄友」二字。管教幹部專門給犯人們開會強調過，都成了犯人了，還交什麼朋友呢？朋友二字不屬犯人，犯人之間只能是互相監督的關係。犯人之間的平等，也只能是平等的互相監督的關係。

　　然而，犯人之間還會有朋友關係，周秉昆已在獄中交了些信得過的朋友。

　　他身上那套專為「和順樓」副經理量身定做的制服，散發著沖鼻的黴味，生出了毛茸茸的細小白斑，如同十二個年頭壓縮後製作成的臭豆腐幹，一朝忽然開壇拆包似的。

　　張管教後退一步，頗覺歉意地說：「對不起了啊。」

　　周秉昆明白他為什麼那樣說。犯人即將出獄，通常獄方至少會提前一星期告知家屬，以便家屬預先送來換穿的衣服。不知為什麼，獄方昨晚才通知周秉昆今日一早正式出獄，並悄悄告訴他切勿聲張。

　　「明白。」猶豫了一下，他低聲問，「有人接我嗎？」

　　張管教說：「會有吧，我們昨天中午通知了你兒子。」

　　秉昆雖知張管教指的是自己哪一個兒子，還是忍不住問：「周聰嗎？」

　　張管教說：「對，通知他最方便啊。」

　　十二年間，周秉昆家最大的變化是周楠到美國留學去了。他高中畢業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法學院，表現優秀，成為公派留學生。

　　周聰也已大學畢業，學的是曾經很熱門的企業管理。企業都不景氣，專業等於白學，找工作時四處碰壁。正焦頭爛額、心浮氣躁之際，伯父周秉義登門了。不待母子二人開口相求，周秉義主動說他是為周聰工作來的。

　　周秉義早已不是軍工廠的黨委書記了。他任職期間，軍工廠成功轉型為中方控股的合資家電工廠，主要生產電視機和錄像機。市場飽和後，他們改造了一下流水線，調劑著生產微波爐什麼的。周秉義勞苦功高，被任命為本省第二大城市的市委書記。一年裡除了開會，他在A市的時間不是很多，與郝冬梅又過起了兩地分居的生活。儘管組織上評價不錯，但他離任前後還是引起了一片罵聲。軍工廠三分之二的工人只獲得了極少補償，就被徹底買斷工齡遣散為無業市民。宣佈他將調走後，職工宿舍區許多人家放起了鞭炮，曾經的幾名電工在電線杆上安裝了一隻大喇叭，反復播放毛澤東的詩詞歌曲《送瘟神》。那些口口相傳的關於他是一名好幹部的種種事蹟，也變成了他收買人心、虛偽、狡猾、善於施展蒙蔽手腕的確鑿證明。

　　松花江醬油廠也即將賣給個人，周秉義離任前又做了一件「虛偽」事，將常宇懷的兒子常進步「搶救」回他父親的廠裡，為的是使他不至於也失業。

　　周秉義將幾位中方代表召集到一起，專門開會。他嚴肅地囑咐說：「希望你們能以對黨負責的態度關照好小常，如果我聽說小常受了什麼委屈，即使我已被調到外省，也肯定會回來替烈士兒子向你們討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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