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218)_梁曉聲

二一八

　　§中部第十二章

　　正月初六，秉昆剛到「和順樓」，還沒來得及換西服，國慶他姐便向他報告，有位顧客要求見他一面。

　　對方是邵敬文。

　　邵敬文說門口的告示他看到了，中午他要帶幾位客人來吃飯，而且只能打白條。他說起先不想來「和順樓」，是客人們提出要來這裡，因為這裡離文化館近，而且是曲藝家開的，人家是沖著「曲藝」二字來的。

　　「人家提出要來這裡，我作為主人沒理由不滿足。我可是通過好幾位朋友的介紹認識人家的。南方做羽絨服的父子倆，原先是養鴨的農民，後來不養鴨了，辦起了羽絨服廠，逐漸有經濟實力了，想在咱們北方拓展市場，有意租下我們文化館的一層樓。如果談成了，我這個館長今後幾年就好當了。」

　　秉昆一聽「南方」和「拓展市場」之類的話，就氣不打一處來，但一見邵敬文那英雄氣短的樣子，頓時又心軟了。

　　邵敬文接著說：「文化館賬上已經沒錢了，市里的撥款還不夠開半年工資，我當館長的不想辦法不行啊！要是到別處去打白條，那也沒誰肯給我面子啊！秉昆你看這事……」

　　秉昆只有痛快地說：「門口那告示對你例外，只管帶客人來吧，酒水除外，想點什麼菜點什麼菜，算雜誌社宴請老主編了，這事我做主。」

　　白笑川聞訊出現，說會通知幾位曲藝家，中午前來助興。

　　那頓飯邵敬文的客人們吃得很開心，雙方在飯桌上把合同簽了。

　　送走他們後，白笑川說：「自從『和順樓』開業以來，就這麼一次我陪得高興。」

　　秉昆說：「老邵瘦多了。」

　　周秉義岳母金月姬的姓名像是朝鮮族的，其實她是漢族，金月姬是她的化名。抗戰時期，她作為東三省老資歷的地下工作者，主要在延邊地區組織、發動武裝抗日活動，擔任過幾支抗日隊伍的政委，化名是當年的工作需要。實際上，她不止「金月姬」一個化名，但這個化名用的時間最長，從抗戰時期一直用到新中國成立初。擔任了省婦聯領導後，她曾想改回到真名實姓，可那麼一改，許多熟悉她的戰友和同志將不知道她是誰了。組織上說服她不妨繼續用「金月姬」這一化名，她一向事事服從組織，便答應了。她長期擔任省婦聯領導，除了組織部門管幹部檔案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名實姓。

　　組織部門把她歸入抗日幹部，但同屬抗日時期的幹部，她的革命資歷卻要老得多。許多抗日幹部的革命時間從一九三八年算起，通稱「三八式」。她卻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就參加革命，次年入黨，當時才十九歲。二十多歲時，趙尚志、楊靖宇、李兆麟、趙一曼等親昵地稱她「小金同志」，她主要代表中共滿洲省委在抗聯部隊之間互通情報，傳達指示。

　　老太太革命歷史清白，既無污點，也無疑點。因為解放前打過仗、負過傷，身體被折騰垮了，落下了病根，組織上完全出於照顧她，才安排她擔任了一個閒職，還是副的。就資歷而言，那是相當委屈她了。

　　組織部門的同志當年對她說：「鑒於您的身體情況，我們考慮來考慮去，覺得這樣安排您比較合適。省婦聯主席現在是副省級，如果您擔任副職，那就只能是廳級。您考慮考慮，不必勉強，有什麼想法再溝通商量。」

　　她當即表態：「不必考慮，請組織決定吧。革命不是交易，共產黨人不應該向組織擺資格，和組織討價還價。感謝組織對我的關懷，也多謝同志們為我的工作費心。」

　　她說的不是冠冕堂皇的假話，而是發自肺腑的真話。依她想來，丈夫已經是副省長，自己何必再爭一個副部級待遇呢？擔任正職，那是要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地主持工作，而自己的身體確實再難承擔重任了。何況，革命是一回事，憑一腔熱血就行；領導人民大眾建設新中國是另外一回事，領導哪一行業都得儘快從外行變成內行，對於自己能否做到這一點她信心不足，起碼沒有丈夫那麼有信心。擔任省婦聯的副主任，她自認為是可以勝任的。

　　除了以上很實際的考慮，她頭腦中保留著那種功成身退的想法。她這位省婦聯副主任一當就是三屆多，直到一九六六年。其間換了幾屆婦聯主任，她這位資深的副主任卻從沒換過。沒人與她爭，爭不過的。一把手資歷比她淺，她也並不覺得有什麼不適，對一把手都很尊重，從不擺老資格。她對機關的同志包括普通工作人員也特別和氣，與人為善，絕不給人小鞋穿，這讓她獲得了極高威望和普遍敬意。

　　十六七年中，她的工作無非就是在開大會或舉辦大型活動時端坐主席臺上，主持、照稿講話、頒獎或只不過端坐著。她還參與有關婦女問題的調研，節假日到婦女密集的行業慰問，僅此而已。一年有一半時間，她待在家裡不上班。

　　「文革」伊始，這成了她的一大罪狀。「享受的是高幹待遇，幹的工作卻比機關服務員還少！」「紅色寄生蟲！」「不走路的走資派！」「僵屍型婦聯領導！」——矛頭指向她的大字報還不少。

　　最令人費解的是，從尊敬到攻擊、踐踏，竟不需要轉彎子。

　　那些批判並未讓她驚慌失措。幾乎所有的領導都受批判，如果自己例外才會讓她驚慌失措。相反，她認為革命群眾以大字報的方式對她的棒喝是鞭辟入裡的，她心悅誠服地表示接受，表示堅決改正。

　　她把自己十六七年間的存款悉數捐給了造反派們，供他們買紙張、膠水、墨水、刷子，制作戰旗、彩旗、袖標。

　　她到造反派們的各級指揮部、聯絡處去，逆來順受地當他們的老勤務員。

　　她那麼做也是真心誠意的，為的是刷洗「紅色寄生蟲」這一恥辱。對於她，那種比喻如同烙在她身上的無形「紅字」，是所有批判詞匯中最讓她深感不齒的。

　　萬萬沒有料到的是，後來她的丈夫猝不及防地捲入了所謂共和國第一大案。她和丈夫先後鋃鐺入獄，分頭關押，十年間互相不知死活。

　　她和女兒郝冬梅一樣，也是在「文革」結束、自己重獲自由之後，才知道自己丈夫已被迫害致死……

　　一九八七年，當了幾年掛名的省委顧問以後，她徹底退休了。唯有母親和岳母兩個身份，對她來說才有實際意義。

　　她以正廳級的幹部級別享受副部級待遇，這是組織部門特批的——再也沒有人質疑了。

　　「老太太從建國初就該享受那點兒待遇的，人家虧了好多年，早該給人家補上的！」

　　「人家是豁出命來抗日過的，這是如今的廳級幹部沒法比的，是該由國家好好供養起來。」

　　「據說陳賡大將有資格授元帥銜的，謙讓了。人家老太太當年也一樣，高風亮節哩！」

　　傳到她耳中的，多是以上這類話。正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天道既變，人道也變。

　　有時她難免也想，自己當年的不計較，是否意味著是一種迂腐？如果當年稍微表示一下對級別的重視，組織上是會考慮的。現在的副部級待遇就不必特批了，好像如今某些副職幹部名片上印著正職級別似的，名不正言不順，有點兒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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