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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第一位責任編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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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死十幾年了。 一個解放前就參加了革命軍隊的人。一個解放後兢兢業業從事文學編輯工作的人。一個默默無聞的人。一個「右派」。一個至死也未得到「平反」的人。一個至死虔誠地認為自己可能對黨對人民有罪，並且毫無怨言地接受改造和懲罰的人——儘管他也許根本不知那「罪」到底是什麼。 上帝說：人都是有罪的。 所以相信上帝的人無可辯白。 因為上帝是不會錯的——人的辯白則是罪上之罪。 大概正是基於這種宗教邏輯，他從不替自己辯白。 如果他活到了「平反」那一日，他定會震驚於上帝也會犯錯誤的吧？ 他是我接近過的第一個「社會主義的敵人」。 「右派」分子是「社會主義的敵人，他們要推翻社會主義」——我的中學政治課本上是這麼寫著的。我的中學政治老師也是這麼教育我的。 所以在「文革」中，仍戴著「右派」帽子或已被摘了「右派」帽子的人遭到嚴酷批鬥時，我雖常常不免被那種種批鬥方式的嚴酷所驚悸，卻隱藏起一個少年的仁慈，絲毫也不流露。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北大荒。是在兵團舉辦的一次創作學習班上。 一天，吃早飯時，我發現多了一位形銷骨立、面容枯槁憔悴的老者，奇怪地問坐在身旁的人：「那是誰？」 「楊方。」 「也是參加創作學習班的？」 「嗯。」 「老作家？」 「老右派。」 「那……」 「他當過編輯，讓他來幫著看看稿，邊改造邊利用嘛！」 我不由得又朝他多看幾眼。創作學習班，成員大多數是知青，飯桌上也在高談闊論小說之類。楊方一言不發，連目光也不旁視，瞅定一部分桌面，默默地吃飯。滿口牙殘缺不全，吃得極慢極慢。他那一張刀條臉，瘦得不能再瘦。兩腮塌陷，顴骨高突，一雙眼睛深深地隱蔽在眼窩裡。面色青綠。每一嚼動，青綠的皺紋縱橫的面皮便一緊一弛。給我印象最強烈的是他的眉毛，左右眉峰各有長長的兩束，無羈地飛揚著，箭豎著。仿佛除了剪斷，是別無他法使其倒順的。 我離開飯堂時，見他那一桌只剩了他自己，仍極慢極慢地吃著，仍瞅定一部分桌面，目不旁視。分明由於牙齒不健，連一個燒餅還未吃完。他不但吃得極慢，也吃得極小心，一手顫抖地端著碗接在口下，可能惟恐燒餅掉下的酥皮兒落在桌上，被人指責浪費農民血汗。 回到宿舍，聽別人講，我才知道，他原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編輯。由於在「反右」鬥爭中說了些「錯話」，被打成了「右派」。即使在當時，那些「錯話」的性質也並不很嚴重。但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結果不嚴重也便嚴重了。「右派」的帽子不給他戴上給誰戴上呢？成了「右派」，自然也就被從革命軍隊中「清洗」而出，發配到了哈爾濱，後來據說改造得好，表現「老實」，調到了黑龍江出版社。「文革」中，遭第二次清洗，又被從黑龍江出版社逐出，發配到北大荒，在四師接受第二番改造，當一名注「另冊」的農場職工。 別人還告訴我，他是好幾本書的責任編輯，其中包括《苦菜花》和《迎春花》。當年這兩本書是「大毒草」。所以那與其說是他的成績，莫如說更是他的「罪行」。後來我曾特意重翻那兩本書，卻見印在書上的責任編輯並不是他。或者是人云亦云，造成誤傳；或者因為他成了「右派」，在那兩本書還不是「大毒草」的年月，不便印上他的名字。 他一個人住在我們隔壁的小房間。不是出於照顧，而是因為他通宵達旦地咳嗽。和他住在一個房間的人，是根本無法睡覺的。除了每天吃三頓飯的時候，我幾乎見不到他的影子。而在吃飯時見到的他，一如第一次見到他時的樣子。他患有肺氣腫，正值嚴冬，從住處到食堂，一兩分鐘的路，他也不得不戴著口罩。還患有神經性顫抖症，使人總擔心他吃飯時端不住碗。還患有胃潰瘍——都是「改造」的成果。 有天吃午飯，半個饅頭從他手中掉到地上，被他撿起，已粘了不少土。他想剝皮，剛剝下一小塊，卻不敢往桌上放，不知如何是好。拿著半個髒饅頭，吃不得，不吃又不行的樣子。 我恰巧坐在他身旁，從他手中奪下了那半個髒饅頭，又掰了半個饅頭給他。 「不，不，我……還是吃了那半個髒的吧……」 我隨手將那半個髒饅頭拋進了剩飯桶。 同桌的夥伴們的目光都是贊許的。 惟他自己，滿臉惴惴不安的神色。 我們同屋的三個知青，將自己關在房間裡寫作時，常聽到他在隔壁一陣陣劇烈的咳嗽。那咳嗽之聲劇烈得連我們都替他喘不上氣來。白天能聽到，晚上也能聽到。只要他在咳嗽，我們便知他在看我們的稿子。而一到夜晚，他每每咳嗽得更劇烈。 還有點人味兒的人，誰能不心疼這樣一位為我們做「嫁衣裳」的老者呢？其實他當年還不算老，也許才五十五六歲，可看上去已衰弱得像七十來歲的人了。 他看稿極認真，從不在任何人的稿上亂勾亂畫。連個符號也不記。連一頁紙的紙角也不折。稿旁放一個小本，一切都記在小本上。如——P多少多少，第幾行，有一個什麼什麼字錯了…… 一視同仁。 對於那些稿面非常清潔的稿子，他更是格外顯出一份兒對作者的尊重。看前，總是要用濕毛巾擦擦手，怕將稿面弄髒，或留下他的指印。 他談稿子更認真。對一個不恰當的詞，一個不真實的情節，一個概念化的細節，一句不符合人物性格的對話，他總要預先替你設想出幾種修改方案，與你談時，極謙恭地說：「我覺得這個地方，也許改一改更好。我想出了幾種改法，咱們共同商量，看確定哪一種方案更好？」 其實他心中早已有了最佳修改方案。他並不希望你立刻接受，而希望你在經過比較之後，自己選擇那最佳的方案。你一時沒有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也不急。更不和你爭辯。耐心地聽你談完自己的想法，然後婉言勸你再去多聽聽別人的意見。 他的意見，十之八九也被大多數人認為是正確的。 他的謙恭，常常使我們在他面前，更加心疼他那體弱多病的身體。而在他，那絕非虛偽。那是發自內心裡的虔誠。因為他仿佛一分鐘也不能忘記，自己是一個「右派」，一個確乎有「罪」的人，一個被「改造」著的人，一個不過被臨時「利用」一下的人。而這種「利用」，又仿佛對他意味著是一種抬舉，一種恩典，一次「贖罪」的小小的機會。他以他的全部虔誠，搭上他那衰弱之極的身體，回報這種抬舉，這種恩典，這一次小小的「贖罪」的機會…… 他是我的第一位責任編輯。 我當年發表在《兵團戰士報》上的第一篇小說《嚮導》，是在他與我長談了三次之後才定稿的。 那一次創作學習班上，有個驕傲的小子，和他大吵大嚷，罵他「臭右派，裝模作樣假充內行」！他一言不發，默默地挨駡。我們大家氣壞了，將那小子騙到郊野，狠揍了一頓。 我們都從內心裡開始尊敬他。 有天夜裡，同屋的一個夥伴醒了，把我們也都捅醒，說：「老楊怎麼不咳嗽了？」 在那個年月，我們不能像如今一樣，對我們所尊敬的文學界長者稱「老師」一樣，稱他「楊老師」——這樣的稱呼也會使他自己驚恐的。我們只能叫他「老楊」。 我們都匆匆披上衣服闖入他的屋裡——椅子翻在地上，他倒在地上，桌上是稿子，手中是筆…… 他臉色鐵灰…… 那是淩晨三四點鐘的時候，我們立即將他背往師部衛生院…… 那一次，如若不是我們發現得早，他便死了。 後來我再沒見過他。 後來每年一次的創作學習班上，只要他的身體能撐得住，總會前去輔導。像輔導我們那一期學員一樣虔誠…… 如今，許多經他輔導過的當年的知青，都走上了文學道路。 一九七五年，我在復旦大學，得知他病故了。 我們離開了北大荒。 他埋在了北大荒。 我是沒法兒忘了他的。 一緬懷起他，我對那過去了的歷史充滿悸怖——它使好人無端變成「罪人」，竟是那麼隨便！那麼輕而易舉！並且連同無罪之人的無罪的意識，都一塊兒姦污了！ 是以追記此文，寄託我對我的第一位責任編輯的大的哀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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