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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遲鈍


  我從小是一個敏感的孩子。這主要體現在自尊心方面。但我又是一個在自尊心方面容易並且經常受傷的孩子。一個窮孩子要維護住自己的自尊心,像一隻麻雀要孵化成功一枚孔雀蛋一樣難。

  青少年時期我漸漸明白了一個道理,每一個人都能夠以自己的方式擁有友情。明白了這一個道理之後我便是一個不乏友情的少年了。我少年時期的友情都是用友善換來的。它的一部分牢固地延綿至今。

  我感激文學。文學對中學時期的我最重要最有益的影響那便是——在潛移默化的薰陶之中接受了人性教育。我的中學的最後一年發生「文革」。我對自己較為滿意的是——我雖是「紅五類」、「紅衛兵」,但我在「文革」中與任何「紅衛兵」的劣跡無涉。我沒有以「革命」的名義歧視過任何人,更沒有以「革命」的名義傷害過任何人。恰恰相反,我以我當年僅能表現的方式,暗中有時甚至是公開地同情過遭到這樣那樣政治厄運的人。

  「文革」對我最大的也最深刻的影響是——促使我以中學生的頭腦思考政治。無論是知青的六年多裡,亦或是「工農兵學員」的三年多裡,我都是一名對「四人幫」的專制採取抵牾態度的青年。這一點使我那樣一名默默無聞的知識青年,竟有幸與一些「另冊」知識分子建立了友情。這也同時是成為作家的我,後來為什麼不能成為「純粹為文學」的作家,某些作品總難免具有政治色彩的原因。

  成為作家的我依然是敏感的。我曾相信成為作家的我,是足以有能力來朝自認為更好的方面培養自己的人格了。我曾說過——人格非人的外衣,也非人的皮膚,而是人的質量的一方面。

  我承認我對關乎自己人格的事,以及別人對自己人格的評價是敏感的。正因為這樣,我承認——我常常以犧牲「自我」的方式,來換取別人對我的人格的贊許和肯定。這一點從好的方面講,漸漸形成了我做人的某些原則。那些原則本身絕對沒什麼問題;從不好的方面講,任何人刻意而求任何東西,其實都是不自然的。

  我承認,我對文學和作家這一職業,曾一度心懷相當神聖的理解。因為文學曾對我有過那麼良好的影響。這一種越來越不切實際的理解,很費了一番「思想周折」才歸於客觀的「平常心」。

  我承認,恰恰是在我成為作家以後,所受的傷害是最多的。從一九八二年我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以後,我幾乎不間斷地在友情和人格兩方面受傷。原因諸多,有時因我的筆;有時因我的性格;有時那原因完完全全起於別人方面。我也冒犯過別人,故我對因此而受的傷害甘願承擔。

  我承認,每當我被嚴重地誤解時,我總會產生辯白的念頭……

  我承認,每當我受了過分的傷害,我總會產生「以牙還牙」的衝動……

  我承認,每當我遭到辱駡和攻擊時,即使表面不以為然,心頭已積隱恨……

  我承認,我很自慰地承認,後來我漸漸具有了相當強的「免疫力」……

  我承認,即使具有了相當強的「免疫力」的我,也很難真的無動於衷……因為我具有了相當強的「免疫力」,並不等於我的妻兒、親友,以及一切關愛著我的人也同時具有。一想到他們和她們也許同時受到傷害,我常打算做出激烈的反應。我的筆使我不無這種能力。它在作為武器時也肯定是夠銳利的……

  但是近來我逐漸形成了另一種決心,那就是——從我寫這篇文章的此時此刻起,我要求自己對於一切公開的辱駡、攻擊、蓄意的合謀的傷害,不再做絲毫的反應。不再敏感,而要遲鈍,而要麻木。這也是一種刻意。這一種對自己的要求也是不太自然的。這與所謂表現氣度無關,而與珍惜所剩的生命有關。所以即使也是一種刻意,即使也是不太自然的,卻是必須如此的。

  我覺得,一個人的敏感,和一個人血管裡的血,大腦中的腦細胞,和一個人的所有生命能動性一樣,也是有限量的。生命像煙一樣,不可能活一天附加一天。生命是一個一直到零的減法過程。

  我覺得,我的敏感已大不如前。我的精力狀況和身體狀況也大不如前。

  我的精力正在一天天變得頹萎。

  我的敏感「水平」正在一天天下降。

  我只能而且必須極其「節省」地運用它。

  故我要公開地發一個毒誓,從此時此刻起直至我死,我堅決地對一切傷害不再做出絲毫的反應。我也堅決地對一切誤解不再做出任何辯白——今天以前的反應不包括在內。比如對吳戈其人的攻擊所做的反應。它可能在今天以後見諸報刊,已無法撤消。

  如果我竟不能做到這一點——那麼讓我死於非命——患癌的可能性不包括在內。我們都知道,癌症是與遺傳基因有關的。

  我既發此毒誓,那麼恭請一切報刊,萬勿再就辱駡和攻擊性、貶低性內容對我進行採訪;倘明知我發此毒誓還一味企圖從我口中討個說法,顯然便是不人道的了。

  我既發此毒誓,那麼恭請一切報刊放心,凡登載涉及我的文章,無論攻擊性多麼強,無論辱駡的話語多麼惡劣,皆可毫無顧慮。我將一概地保持絕對沉默。近一時期我深受被採訪之苦,遠比對我的文字傷害更使我身心受損。而實際上,我的誓言其實早已悄悄生效——我基本做到了無論怎樣「啟發」,堅決地不對任何誤解進行辯白;堅決地不對任何攻擊、辱駡、貶低和人格侵犯說出一句反擊性的話——今日《光明日報》一名女記者對我進行的採訪又當例外。其中有對一件事的辯白,我經考慮認為是必要的。

  那麼,以後,我的敏感將僅僅體現在如下方面:

  對感情的敏感反應——包括親情、友情、同情。

  對社會和時代現象的敏感反應……

  對想像與虛構能力的職業性的敏感反應……

  對駕馭文字的能力和對修辭之職業水平的敏感反應……

  對自己責無旁貸的種種義務的敏感反應……

  我真的認為我的敏感將漸成我生命的微量元素,它是必須節省使用的了。倘在以上方面我仍能保持著它,我覺得對於我就已經是不容易之事了。

  我預先做一個與魯迅先生截然相反的聲明:我死之際將不帶走對一個世人的嫌惡和憎恨。因為歸根結底,我們人類也只不過是地球上的一種動物。我們既然公認每一種動物的習性都有其必然性、合理性,那麼自己的同類也何妨如此?

  我將嚴格恪守我的誓言至死不悔。倘我竟不能,我甘願遭世人唾棄和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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