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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學(2)

　　她說：「你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小學四年級的文化，將來也當不了一個好工人！」

　　我說：「那我就當一個不好的工人！」

　　她說：「那你將來就會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師，尤其會恨我。因為我沒能規勸你繼續上學！」

　　我說：「我不會恨您的。」

　　她說：「那我自己也不會原諒我自己！」

　　我滿心間自卑，委屈，羞恥和不平，哇的一聲哭了。

　　她撫摸著我的頭，低聲說：「別哭，跟老師回學校吧。啊？我知道你們家裡生活很窮困，這不是你的過錯，沒有值得自卑和羞恥的。你要使同學們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師都喜愛你，今後就得努力學習才是啊！」

　　我只好順從地跟她回到了學校。

　　如今想起這件事，我仍覺後怕。沒有我這位小學語文老師，依著我從父親的秉性中繼承下來的那種九頭牛拉不動的倔強勁兒，很可能連我母親也奈何不得我，當真從小學四年級就棄學了。那麼今天我既不可能成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學語文老師說的那樣——當不了一個好工人。

　　一位會講故事的母親和從小的窮困生活，是造成我這樣一個作家的先決因素。狄更斯說過——窮困對於一般人是種不幸，但對於作家也許是種幸運。的確，對我來說，窮困並不僅僅意味著童年生活的不遂人願。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從童年起就開始懷疑生活，思考生活，認識生活，介入生活。雖然我曾千百次地詛咒過窮困，因窮困感到過極大的自卑和羞恥。

　　我發現自己也具有講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學二年級。認識字了，語文課本成了我最早閱讀的書籍，新課本發下來未過多久，我就先自通讀一遍了。當時課文中的生字，標有拼音，讀起來並不難。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樓梯臺階上正聚精會神地看語文課本，教語文課的女老師走上樓，好奇地問：「你在看什麼書？」

　　我立刻站起，規規矩矩地回答：「語文課本。」

　　老師又問：「哪一課？」

　　我說：「下堂您要講的新課——小山羊看家。」

　　「這篇課文你覺得有意思嗎？」

　　「有意思。」

　　「看過幾遍了？」

　　「兩遍。」

　　「能講下來嗎？」

　　我猶豫了一下，回答：「能。」

　　上課後，老師把我叫起，對同學們說：「這一堂講第六課——小山羊看家。下面請梁紹生同學先把這一篇課文講述給我們聽。」

　　我的名字本叫梁紹生，梁曉聲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文革」中興起過一陣改名的時髦風。我在一張辭去班級「勤務員」職務的聲明中首次署了現在的名字——梁曉聲。

　　我被老師叫起後，開始有些發慌，半天不敢開口。

　　老師鼓勵我：「別緊張，能講述到哪裡，就講述到哪裡。」

　　我在老師的鼓勵下，終於開口講了：「山羊媽媽有四個孩子，一天，山羊的媽媽要離開家……」

　　當我講完後，老師說：「你講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師心裡很高興。

　　全班同學都很驚異，對我十分羡慕。

　　一個窮困人家的孩子，他沒有任何值得自我炫耀的地方，當他的某一方面「才能」當眾得以顯示，並且被羡慕，並且受到誇獎，他心裡自然充滿驕傲。

　　以後，語文老師每講新課，總是提前幾天告訴我，囑我認真閱讀，到講那一堂新課時，照例先把我叫起，讓我首先講述給同學們聽。

　　我們的語文老師，是一位主張教學方法靈活的老師。她需要我這樣一名學生，喜愛我這樣一名學生。因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們這個班講的語文課，生動活潑了許多。而我也同樣需要這樣一位老師。因為是她給予了我在全班同學面前顯示自己講故事「才能」的機會。而這樣的機會當時對我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識中也有一種驕傲存在著，滿足著我匱乏的虛榮心。後來，老師的這一語文教學方法，在全校推廣開來，引起區和市教育局領導同志的興趣，先後到我們班聽過課。從小學二年級至小學六年級，我和我的語文老師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愛我，我尊敬她。小學畢業後，我還回母校看望過她幾次。「文革」開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標兵，受到了批鬥。記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剛剛被批鬥完，握著掃帚掃校園，剃了「鬼頭」，臉上的墨蹟也不許她洗去。

　　我見她那樣子，很難過，流淚了。

　　她問：「梁紹生，你還認為我是一個好老師嗎？」

　　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遠是一位好老師。」

　　她慘然地苦笑了，說：「有你這樣一個學生，有你這樣一句話，我挨批挨鬥也心甘情願了！走吧，以後別再來看老師了，記住老師曾多麼喜愛你就行！」

　　那是最後一次見到她。

　　不久，她跳樓自殺了。

　　她不但是我的小學語文老師，還是我小學母校的少先隊輔導員老師。她在同學們中組織起了全市小學校的第一個「故事小組」和第一個「小記者委員會」。我小學時不是個好學生，經常逃學，不參加校外學習小組，除了語文成績較好，算術、音樂、體育都僅是個「中等」生，直到五年級才入了隊。還是在我這位語文老師的多次力爭下有幸戴上了紅領巾。也是在我這位語文老師的力爭下才成為「故事小組」和「小記者委員會」的成員。對此，我的班主任老師很有意見，認為她所偏愛的是一個壞學生。我逃學並非因為我不愛學習。那時母親天不亮就上班去了，哥哥已上中學，是校團委副書記兼學生會主席，也跟母親一樣，早晨離家，晚上才歸，全日制，就苦了我。家裡還有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我得給他們做飯吃，收拾屋子和擔水，他們還常常哭著哀求我在家陪他們。將六歲、四歲、兩歲的小弟小妹撇在家裡，我常常於心不忍，便逃學，不參加校外學習小組。班主任老師從來也沒有到我家進行過家訪，因而不體諒我也就情有可原，認為我是一個壞學生更理所當然。班主任老師不喜歡我，還因為穿在我身上的衣服一向很不體面，不是過於肥大就是過於短小，不僅破，而且髒，衣襟幾乎天天帶著鍋底灰和做飯時弄上的油污。在小學沒有一個和我要好過的同學。

　　語文老師是我小學時期在學校裡的唯一的一個朋友。

　　我至今不忘她。永遠都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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