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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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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麗立刻跟進一句:「那不等於送了個空人情?這種空人情送給我的人多啦!」——接著對陶姮說,以她經常和小地方老百姓打交道,尤其經常和小地方的農民打交道的經驗看,如今用一般性的顧全大局的大道理說服他們理智地對待什麼事情,那種思想工作的法寶早已不靈了,他們也早已不買賬了。但有時候,一把事情拔高到國際關係的高度,還是能勸通他們、蒙住他們、壓服他們的。特別是中國和美國的關係,連農民也知道非同小可,事體重大。最後,她總結式地說:「如果哪一天連這一招也不靈了,那我這兒就再沒什麼特殊武器了。」 陶姮終於開口道:「麗麗,大力同志和你姐夫剛才誇你的話,有幾分是發自內心的,有幾分是打趣你,這我不知道。但我卻要完完全全發自內心地誇你兩句,你還真是比較地懂政治,講政治。以對一個小鎮派出所的女警員的要求來說,你簡直算得上是特別懂了。你也把我說服得沒什麼話好講了,從現在起,我的事該怎麼辦,我全聽你的。」 麗麗就紅了臉,低下頭說:「難得大姐這麼信任我,有上級領導的重視,有全所同志的默契合作,我相信一定能將大姐這件事辦得各方面都相當滿意。」 陶姮又說:「但對於陶娟他們,還是要以勸通為原則,蒙他們和壓服他們都是不可取的。如果那麼一來,我們夫婦倆從美國來此要辦的事,就的確是無事生非了。」 她的話聽來像領導幹部在下達指示,然而包括丈夫在內的四個人誰也沒笑,都點頭。倒是她自己,說完笑了,又找補了一句:「真不好意思,我像是成了你們的核心了,我怎麼變得這麼說話了?」 沃克說:「是你的一種願望將我們大家團結在一起的,所以你本來就是核心人物嘛。」 大家就又笑了,笑罷都喝起茶來。 麗麗忽又說:「差點兒忘了彙報一個重要的情節和一個重要的細節了。今天上午,我不是接著又勸陶娟嗎?正勸著呢,一下子來了不少人。你們猜他們到陶娟家幹什麼?也都是去勸她的。都說像你們夫婦這麼好的人,如果還非獅子大張口地訛你們,那就會臭名遠揚,下場肯定是沒訛詐成,還把自己的名聲搞得一臭到底。不管什麼時候被提起,都會遭人恥笑的,也許會被恥笑一輩子!」 陶姮奇怪地問:「他們怎麼誇起我們來了?」 麗麗說:「你們夫婦倆在『同志村』的好表現,贏得了不少參加婚禮的人的稱讚啊!尚仁村也有不少人去參加婚禮了,他們把看到的聽到的帶回了本村。要多巧有多巧,被燙傷的恰恰是陶娟的二舅奶。陶娟的二舅爺也去勸陶娟了,你們誰都猜不到他帶去了什麼,他帶去了一冊發黃的陶氏家譜,當眾展開,指指點點地對陶娟說,按那家譜往上推,陶老師他們家和大姐你們家,五代以上原是尚仁村的陶姓一族。面對那卷家譜,那麼多人七言八語地一勸,還真將陶娟給勸通了。她當場對我表達,為了顧全中美關係的大局,也為了使各級領導高興,她願收回昨天要求的賠償錢數。只要給她一筆錢,夠她將宅院翻修翻修,她也就知足了,願意一切由我們鎮派出所來做主。她還說,希望大姐您能見見她父親陶老師。那樣她面子上也好看點兒,否則,怎麼說也像是她借著她父親當年的事由訛了一筆錢似的。剛才大力和我姐夫一打岔,這麼好的結果差點兒忘了向大姐彙報了……」 她的話使陶姮夫婦心頭一塊重石頓時化為烏有,喜悅之情溢於言表。陶姮關心地問陶老師的病況怎麼樣了。如果他們師生二人相見,對陶老師的精神康復究竟有益無益。 大力說,都是三十幾年的精神病人了,沒什麼徹底康復的希望了。對於精神病患者,哪有徹底康復那一說呢?好也好不到哪兒去,壞也壞不到哪兒去。見與不見,不必太當成回事考慮,可完全由陶姮自己按照意願來決定。 麗麗卻有不同的看法,說為了給陶娟一種心理溫暖,最好還是見見。光靠錢這種東西,能減輕人對人的怨恨,卻不見得能使人心真的由怨恨扭轉向互相的寬恕,達到溫暖。 陶姮夫婦聽了,都點頭不已,接著都將目光望向了王福至。 王福至說,為了陶姮夫婦的事,他到醫院裡去探視過陶老師。他也是在尚仁村那所學校讀完中學的,雖然沒做過陶老師的學生,但論起來,叫陶老師為「老師」那也是順理成章的。他正是以學生的身份去探視陶老師的,依他看來,陶老師的精神面貌挺不錯的。如果不是在精神病院那種地方見的,如果不是一個知情者,簡直就看不大出陶老師是一名精神病患者。而且醫護人員們也告訴他,陶老師的精神狀態超穩定,其實不住院也是沒問題的。還告訴他,常有學生去探視陶老師。還有學生帶著自己的兒女去探視陶老師,為的是請陶老師當面指點一下兒女們的學習疑問。給陶老師往醫院裡寄信的學生或學生們的兒女,那就更不少了。他有些學生的兒女經由他多次當面答疑,或網上指導,進步飛快,甚至考上了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名牌大學…… 沃克驚訝地問:「他有電腦?」 王福至說,不但有,還是台好電腦,兒女經他輔導考上了大學的他的學生,為了感謝他送給他的。醫院裡的醫生護士,也有請他輔導自己兒女學習的,他們對他也都挺好的,拿他當一名特殊患者特殊照顧著。 陶姮也驚訝地問:一個三十多年的精神病患者,怎麼可能保持那麼良好的智商呢? 王福至說是啊是啊,我也是這麼疑惑的。但醫生說,在精神病學記載中,類似的特例比比皆是。比如有的患者病前是詩人,病後還喜歡寫詩,而且寫出了更與眾不同的好詩。又比如有的患者病前數學頭腦特別強,病後顯著的特點就是整天埋頭解難度很高的數學題,而且病前都沒解出過的,病後反而解出了…… 麗麗打斷他道:你就別扯那麼遠了,簡單點兒說,依你看,大姐去探視陶老師好,還是不去探視的好? 王福至說:那當然還是去探視的好。因為他試探地問了陶老師——還記得他教過一個叫陶姮的學生嗎?他說當然記得,她是他在「文革」時期教過的最聰明的一個學生,也是給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名學生。說「文革」期間,許多中國中小學生的腦子都被搞壞掉了,要集體恢復到正常的智商水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說他認為,陶姮是少數腦子沒被搞壞掉的女中學生,所以也是那一代人中幸運的一個。王福至又問:那,如果在美國當了大學教授的陶姮專程從美國回來看你,你願意見她嗎?陶老師連說願意願意,我有太多的話要跟她說了!可,真能有那麼一天嗎? 王福至說,那時的陶老師眼中充滿淚水,半天再沒說話。仿佛一開口說話,會立刻哭起來…… 陶姮也聽得眼中充滿淚水。 她低聲然而果斷地說:「我一定要見我的老師……」 當陶老師出現在陶姮眼中時,她覺得自己來到的地方仿佛不是精神病院,而是教廷所在地;陶老師仿佛是教宗,賜給了她被接見的榮耀。並且,她迅速地聯想到了一個在中國被高度黑色幽默了的漢字,那就是「被」字本身。是的,她覺得自己由一個主動對一名精神病患者探視的人,變成了被一名精神病患者所接見的人。進一步認為,大約陶老師也有一種「被」探視的感覺。她有以上荒誕的印象,和王福至有直接的關係。因為王福至事先往醫院打了一次電話,進行了通知。是麗麗吩咐他那麼做的。而麗麗那麼吩咐,又是所長指示的。所長在電話裡對麗麗說:「要使醫院瞭解,這不是一次尋常探視,是整個這一項政治任務中的一環,醫院也有政治責任予以必須的重視。」麗麗不敢「截留」所長的話,隻字不差原汁原味地轉達給了王福至。 王福至對於安排陶姮與陶老師的見面原本就是積極的,倘由他一手安排,會使他享受到一種成就感。他認為派出所根本沒必要插一杠子。一件並不複雜的事,難道他王福至還會安排出什麼差錯嗎?所以聽了小姨子的話,他不高興起來,有種連自己也被安排了的感覺,消極地說:「那還莫如你自己或你們所長通知好啦!」麗麗說不能那樣,要最大程度保持此項政治任務的主體的非政治性、非官方色彩,也就是純粹的民間色彩。積極也罷,消極也罷,電話還是由王福至打了。他也將麗麗轉達給他的所長的話,幾乎隻字不差原汁原味地對院方說了。院方接電話的是一位副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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