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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言還休的日本人(3)
他已經是竭盡其能在做了。 　　但是我們和我們的日本同行中的某些人，在最後一天的討論中，也幾乎爭論了起來。我想，最終沒有形成爭論，是由於時間的關係。也是由於語言障礙的關係。爭論如果必須通過翻譯，往往是不能真的唇槍舌劍起來的。翻譯的「第三者插足」，客觀上截斷了爭論，緩和了衝突。 　　爭論是由中國電影《紅櫻桃》引起的。 　　我們的朋友們首先提出一個純「藝術觀」的質疑──《紅櫻桃》中的女主人，究竟是一個虛構的「藝術人物」，還是一個現實中的真實人物。他們覺得女主人公只不過是一個「藝術人物」。如果是「藝術人物」，又怎麼可以借助紀實手法，打出字幕，告訴觀眾她于某年某月某日死於北京呢？這不是違反紀實原則的麼？ 　　平心而論，日本朋友們的質疑，是不無道理的。 　　我們也當然知道，《紅櫻桃》中的女主人公，其虛構性遠遠超出了真實性，整部電影的故事，顯而易見的，取材於一篇虛構的小說《人皮燈罩》。 　　我方的回答，便不免有些邏輯牽強。 　　於是話題引到了《南京大屠殺》。他們曾要求觀摩這一部影片。但是我們沒帶去。據說，電影局的同志認為，友誼交流，還是以不帶那樣一部影片好。 　　八十三歲的德高望重的日本老導演新膝兼人先生緩緩開口道：「為什麼不讓我們看《南京大屠殺》呢？我不明白中國朋友究竟有什麼顧慮。」 　　中西隆三先生接著說：「原子彈，使廣島和長崎死了二十四萬多日本平民百姓。這個數字準確到個位。是以戶籍本為普查根據的。每一個死者，都以生前戶籍本上的照片為證，注明當時的年紀，婚否，家庭情況，詳細得無法懷疑。而南京大屠殺事件，中方的死亡人數，又是根據什麼統計出來的呢？在日本，目前有四五個版本的揭露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書。都是中國人寫的。每一個書上的數字都不一樣，叫我們究竟該相信哪一個數字呢？……」 　　我們中方成員中，除了我，沒有誰較認真地研究過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資料。 　　我作了這樣的回答：「朋友們，我不得不承認，日本對原子彈災難造成的死亡人數的統計，毫無疑問比中國對南京大屠殺造成的死亡人數的統計精確。但是中國的統計也是不無根據的。只不過以前忽略了精確統計的必要性，給五十年後的統計帶來了困難。我更想告知朋友們的是──在日軍侵華八年中，死於日本戰爭責任以及慘遭日軍殺害的中國平民百姓，約在三四千萬之眾。相對於三四千萬而言，南京大屠殺究竟有三十余萬還是二十余萬中國人遇難，真的對日本和日本人具有什麼特殊的意味嗎？」 　　日方的朋友們沉默有頃後，還是德高望重的新膝兼人先生緩緩開口道：「我看我們不必再就這個問題討論下去了。侵略就是侵略。在侵略戰爭中，在半個世紀前，怎麼可能不屠殺被侵略國的人民？尤其是遭到抵抗的時候。屠殺了，便是罪惡。我們不可以對日本過去犯下的侵華罪惡持懷疑態度。任何懷疑態度，都有對日本的侵華罪惡進行開脫之嫌……」 　　在共進晚餐時，中西隆三先生通過翻譯主動與我交談。他說他並不是替日本的侵華罪惡持懷疑態度，他只是替中國感到遺憾。中國為什麼不可以將證據和數字收集的更詳實些呢？他說，在日本，持懷疑態度的人其實為數不少，有些中國人寫的紀實書籍，數字彼此矛盾，反而使持懷疑態度的人更加懷疑了…… 　　我說，有的日本人，當年日軍侵華時，到過中國南京，現在中國「開放」了，他又到了南京。時隔半個世紀，他到處走著，看著，竟得意洋洋他說──「南京，我又回來了！」 　　我問，說這樣的話，持這種得意心態的日本人，是對的麼？ 　　中西先生立即回答：「這不對！這很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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