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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識日本人(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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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陪她聊了一個多小時。 她走時，我將所有能找到的，我自己的書一一找出，簽了名，蓋了印章，送給她。還送給她一隻漂亮的景泰藍花瓶。我的一篇獲獎小說的獎品。 並且，我給當年的「日本文學研究所」的朋友寫了一封信，鼓勵她去推薦自已。一半誠心誠意的，一半是虛與委蛇。但我想，哪怕使她在中國感受到兒分人對人的熱情也好啊！ 大約半年後，我收到了她一封信。寄自日本。信中說了不少感激的話。說她自忖希望不大，並沒帶著我那封信去找我的朋友。說她已沒有經濟條件繼續在中國留學了。說她認真想了想，就算自己把中國話學得頂呱呱的，又能對謀到一份理想的職業起幾分作用呢？也許恰恰相反，反而使自己的謀職範圍變得狹小了。說她又回到了北海道，在一家小餐館掙錢。不過不是在前堂當招待，而是在後廚當雜役…… 字裡行間．幾處出現「像我這樣的日本姑娘」一語──自憐而又無奈之衷，甚於對面憂憂言表。 她寫下了住址。寫下了電話號碼。寄了一份北海道交通圖。用紅筆在圖上圈出了她那個小市鎮。並在半張白紙上．標出她的住處，她打工的那小餐館，在那小市鎮的方位…… 然而，我沒回信。 她也沒寄過賀卡來。 但我對她的記憶之深，甚至可以說超過了我對池田老先生和彬本達夫先生的記憶。 掘江先生和荒井先生 我接觸過的最後兩位日本人，都是中年男人了。一位是《朝日新聞》北京支局長掘江義人，一位是《讀賣新聞》北京支局長荒井利明。他們都是通過全國「記協」與我聯繫並要求採訪的，所以我和他們的關係也只能說是「接觸」過。而且僅僅是被採訪過那一次。而且主要是他們希望通過我瞭解北京，瞭解中國，瞭解中國的當代文學、電影、電視藝術和「改革開放」；儘管我也希望通過被採訪經由他們瞭解我所沒去過的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但在有限的時間內，回答了十句之後才有機會反問一句，當然是他們的收穫比我的收穫多。他們的收穫「大大的」，我的收穫「小小的」。我不知他們究竟會不會說中國話，反正他們都帶著翻譯。而且是中國方面的翻譯， 如果我們認為「讀賣」與「朝日」兩家日本大報駐北京的支局長，也可以算作是日本的「新聞官員」的話，那麼我覺得，他們是特別「遵紀守法」的，尊中國之「紀」。守中國之「法」。這從他們並不擅自與我本人聯繫，而要經過「記協「與「作協」與我聯繫，是足以證明的。我強調陪同他們的翻譯是「中國方面」的，意思絕非僅僅是說翻譯是中國人。而是說翻譯是專職的。直接隸屬於某些中國新聞機構的。這又足以證明，他們是很重視中國「國情」，很在意他們的採訪的「合法性」的。與香港、臺灣、西方其他國家，尤其美國的某些記者們是大不一樣的。後者們似乎更熱衷於「民間私訪」，更強調記者們「自由」。全不顧在中國，我們的政府對「自由」二字的理解比如新聞自由啦、出版自由啦、言論自由啦，與他們的理解和詮釋是有很大歧義的。 掘江先生和荒井先生對我的採訪，都不免顯得有些拘謹。他們都首先彬彬有禮地聲明──如果他們問了什麼我覺得不便回答的問題，那絕非他們存心使我為難，而是他們不慎超越了「採訪禁區」，希望預先得到最大程度的諒解。 我一開始都對他們說過這樣的話：「我對我的國家不懷有任何惡意。熱愛我們的人民。無論我的國家貧窮還是落後，我都愛她。因而，不管面對哪一國家的記者，我都不會認為，我對抗我的國家的言論是必須謹小慎微地打什麼折扣的。他們想瞭解什麼盡可以開誠佈公地問。我也將開誠佈公地回答。我不知道任何國家機密。我沒有洩密的可能。所以他們對我的採訪應該是沒有所謂『禁區』的。我的回答也將沒有所謂『禁區』。如果我批評我的國家的某一方面，那只能證明那些方面太糟糕，早已引起廣大中國民眾普遍的不滿！先生，請開口問吧！」 我的話當時都使他們感到出乎預料。 而實際上，他們所問，從始到終，都半點兒沒有使我覺得不便回答，感到為難過。 他們很關心中國會否「長治久安」。 而我覺得，他們更其關心的是，中國的「安」與「不安」，對日中關係，主要是日中經濟關係，究竟會產生多大程度的影響。其影響又會導致日本的經濟前景發生怎樣的，多大程度的變化。 無庸置疑，掘江先生和荒井先生，也是兩位極愛國的日本先生。也是兩位可敬的日本的「憂國之士」。他們的心中似乎充滿了對他們的國的遠憂和近慮。 我以為，「中日關係」，對許多中年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實際上是「中日經濟關係」。進而是足以深刻影響日本在亞洲，乃至在世界的經濟地位的一種「國際關係」。 而「中美關係」，對許多中年以上的美國人而言，則很可能更主要地是「中美的政治關係」了。進而是足以深刻影響美國在亞洲，乃至在全世界的政治地位的一種「國際關係」。 美國佬是靠了在全世界的國際政治實力，而證明自己是世界強國的。它的國際政治的一翼和國家經濟的一翼，都是羽毛豐滿，齊飛共翔的。 日本則是靠了在全世界的經濟實力，而證明自己是世界強國的。它的國家經濟的一翼，雖足以與美國匹比，但國際政治的一翼，卻退化得極其短小。這只怪鳥是靠了單翼的不停的扇動，才得以騰旋在世界的天空之上的。 日本是那麼在乎它在對中國這個巨大的潛力無窮的「市場」的佔有率。 而美國佬似乎相當不在乎。即使內心裡挺看重，表面上也要裝出不屑於的樣子。 我接受過美國記者的採訪。他們總是圍繞著「民主和人權」與你談。他們毫不掩飾地表示他們對其他問題的索然。 而日本記者們幾乎從不與中國的被採訪者談什麼「民主和人權」。 日本人差不多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竭誠的擁護者吧？──我常這麼想。 「如果中國亂了，將會怎樣？」 掘江和荒井兩位先生都這麼問過我。 而我都這麼反問過：「我沒理解錯的話，先生是不是在問──如果中國亂了，日貨在中國市場上的命運將會怎樣？」 「中國千萬不要亂起來！」 掘江先生這麼說過。 荒井先生也這麼說過。 他們說此話時，都表現出由衷的憂患意識，一如我自己在這方面常常表現出的憂患意識，區別也許僅僅在於，我並不同時替日本優患什麼。而他們的憂患的出發之點，首先是他們的國的得失。其次才是……我覺得沒有什麼「其次」。 美國佬對這個問題的提問方式是特別耐人尋味的。 他們不像日本人那麼問。 他們這樣問：「作為一個中國人，你覺得中國目前的穩定狀態還能維持多久？」 仿佛他們早已替中國預測過──目前的穩定不過是暫時的。 你從他們的話中，多少總能咀嚼出點兒類乎率災樂禍的意味兒。也許他們並不真的幸災樂禍，只不過對他們的估計和判斷太自信，覺得他們是在以更坦率更接近「事實」的方式提出問題。 美國人環顧全世界，仿佛總在尋思──現在哪一個國家還是美國最主要的敵人？ 日本人環顧全世界，仿佛總在考慮──現在哪一個國家還可開闢為日本的經濟市場？ 而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卻常在想──他媽的美國佬也罷，日本人也罷，中國將來會怎樣，全在於十二億中國人對中國的感覺如何！忽視了這一種感覺，就等於忽視了季節談天氣！…… 飛機載著我，和我這一種純粹中國人的想法，平穩地著落在東京機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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