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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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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如何處置譚宗三的最後爭論發生在檢查組到達通海縣城的當天下午四點五十分左右。助手進門來告訴我,他們到了,請我馬上過去彙報。我拿起頭天晚上就準備好的彙報提綱及盛放有關材料的一個厚厚卷宗,向外走去的時候,特意地看了一下表。這完全是下意識的動作。但我有這樣的預感,即將發生的爭論,不僅將最後決定譚宗三的命運,也將決定我自己的命運。參加任何會議,在踏進會場前,我都沒有臨時看一下時間的習慣。但那一天我的確留心地看了一下。我好像特別在乎這個時間似的。

  四點五十分。走進小會議室那個紅漆大門時,我又止不住地看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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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組一共十二個人。四個是正式成員。其餘八個中,除一個負責檢查組的日常生活交通聯絡後勤供應外,那七個,是警衛。配的一式的湯姆式衝鋒槍。最近連續接到加強內衛警戒的緊急通知。濱海地區已發生多起國軍殘部和流竄的海盜土匪襲擊殘殺我政府工作人員的惡性事件。通海縣縣城裡也從昨天起實行宵禁。並加強了武裝巡邏。

  小會議室原先是這大宅裡的西餐廳。保留了那張碩大的橢圓形橡木大餐桌,而把那兩個做工尤其精緻的玻璃酒櫃抬走了。現在一邊牆頭貼著中國革命領袖的像片,另一邊牆頭貼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像片。既然是彙報會,按慣例,與會的同志應圍著大會議桌坐一圈。但今天的氣氛卻有點特別。檢查組和地區軍管會的那幾個主要負責同志都靠裡坐在一邊去了,而把靠外的那一邊,留給我一個人坐。這情景似乎有點像是要「審訊」我,又有點像十幾年後發生的那場「文化大革命」排座位。革命的領導同志在主席臺上自動坐左邊,而被認為或自認為是「保守的」「反動的」,則一律坐右邊。

  也許是無意識的。

  但我還是跟他們開了個玩笑,放下手中的彙報提綱和那一厚本卷宗後,笑著問道:「怎麼,看這架勢,今天好像開的是審判會?審誰呢?」

  有幾位同志不無有些尷尬地笑了笑。

  但很有幾位同志卻依然聲色不動地坐著。

  倒是那位檢查組組長掃了自己身邊的那幾位一眼,泰然地笑了笑道:「是啊,都擠一邊幹嗎?我這邊又不發糖。散開散開。」

  於是有人拿起自己的茶杯和記事本鋼筆,坐到了我這邊來。於是氣氛頓時松緩活泛了許多。點煙的點煙。沏茶的沏茶。有了動靜。但低啞的笑聲裡卻依然滲透著彌漫著籠罩著某種不自然。

  當天的彙報會,就在這樣怪異的氣氛中,一直開到晚上十點四十分。整整開了六個小時左右。

  大食堂把已經熱了好幾次的晚飯送到小會議室裡,已是十一點差十分。

  我說我胃不舒服,不想吃,想早點休息,便拿起筆記本和那個厚厚的卷宗,頭都不回地走了。小會議室裡的氣氛剛剛由於「包子」和「麥犧粥」變得祥和活躍起來,我這一走,又突然寂靜了尷尬了,繼而又忿忿了。我知道我不應該走的。我知道無論怎麼樣,我都應該留下來陪他們一起吃完這頓飯再走。我知道我這樣「感情用事」,絲毫無補於問題的解決,而只會加重其嚴重程度。但我還是忍不住要走。在這六個小時中,除了一開始的那三十分鐘因為要聽我彙報,必須讓我來講以外,後來的五個多小時幾乎再沒容我講一句話。我幾次用眼神暗示那位主持會議的「副專員」,希望能容我對某些關鍵性問題,作一些必要的解釋。但這位老練而又年輕的「副專員」卻只當沒看見。

  我離開上海前,政法委和上海局的首長都召見了我,就如何處理「譚案」,給了一個總方針,那就是既要從快,又要慎重。強調了要在慎重的基礎上從快。要通過處理譚案,不僅要給新解放區各階層人民一個震動、一個振奮和一個教育,還要切實有利於團結新區的最大多數,孤立和打擊最少數。有利於鞏固穩定和發展那裡的新局面。我覺得我在通海期間是努力貫徹這個方針的。是衷心擁護這個方針的。我作為受命來全權處理此案的人,在沒有被褫奪這個處理權以前,應該有權決定我自己的工作方法(比如多次找當事人或相關人員單獨談話),有權決定相應的工作進度和工作側重點。

  即便工作過程中出現了幾分偏差和遲緩,絕非有意對抗,更非陰謀破壞。況且,譚宗三的問題,的確有它的特殊性。他任偽縣長時間不長。即便在職,也沒被當心腹使用。對此他是不滿的,痛苦的。他對國民黨政權的腐敗有一定的認識。一九四七年盛暑,昆明發生國民黨特務槍殺民主人士李聞二教授事件後,他在盛橋和通海的一些公開場合,多次慷慨陳詞,提請有關方面應廣開言路,深納民意,以求政清人和。他一度甚至還籌劃著要在縣政府院子裡立一個聞一多的塑像,受到過偽省府和南京最高方面的嚴厲訓斥和追查。

  慎重對待一個,就能團結和瓦解一片,其威力可能比動用一個師一個軍的兵力還要大。這方面的經驗,我們不是曾多次傳達推廣過嗎?

  為什麼到我這兒就不能這麼做、做了就好像犯了大罪一般?

  我沒直接回房間。我不想回房間。我直接走向海堤。我聽堤外的大海匐匐作響。漆黑一片的海面上什麼也看不見。我只能感受到大海發起衝擊時引發的震撼。顫動。

  不一會兒,我覺得身後有人走了過來。

  「不吃飯,觀海景,好雅興。」是那個年輕的「副專員」。

  「……」我沒有回答。我也不想回答。我怕我一張嘴,就會跟他「頂」撞起來,而上海局有關領導的指示十分明確,不許我跟他頂牛。

  「走。上我那兒坐一會兒。」他發出邀請。

  「太晚了吧。要處分,也等明天吧。」

  「誰要處分你?你這情緒不對。」

  「我知道我不對。」

  「你不知道!」他的聲音突然嚴厲起來。

  「……」我不作聲了。我知道我不能作聲,不能張嘴。

  「走。」他幾乎在下命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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