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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122 　　佛教四大經典之一的《維摩詰經》像黑的靜水湖。冰涼的夜氣更像靜的黑水洋。在《維摩法經》「不思議品第六」中，開卷便講了這樣一個故事。說舍利弗走進維摩潔的經室，見屋內沒有多餘的座位（床位），很是納悶。「長者維摩法知其意」，便問他，怎麼了，你是為求「法」來的，還是為爭「座位」來的？舍利弗脫口而出道，我當然是為求「法」而來的。於是維摩潔說道，對啊，為求法都可捐軀不顧生命，又何況「座位」的有無和「座次」的高低呢？由此，維摩潔還談了一整套如何正確處理「法」和「色受想行識」兩者之間關係的理論。 　　譚宗三始終未能搞明白的便是這麼一個淺顯的道理：普天之下，大道無形。大法無位。大意無構。大地無邊。他始終未能進入這「大道」「大法」「大意」「大地」境界，卻又偏偏要活著，還要想方設法活過那艱難的五十二歲，怎能不痛感生如刀絞針紮？！ 　　123 　　這裡，我必須插敘一段我離開上海參加革命隊伍前所結識的某一個人的故事。我結識的這「某一人」後來成了我的上級。也就是說，多年後，我奉命到通海地區處理譚宗三一案，是他奉命來複查我的工作。在要不要槍斃譚宗三這個關鍵問題上，我和他發生了激烈衝突。最後當然是他的意見占了上風。最後，譚宗三是按他的意見，被槍斃了。我被他認定，在處理譚宗三問題上犯了極嚴重的錯誤。他讓我寫檢查。耐心找我談了很多次話。很冷靜地引導同志們幫助我批判我。但是到最後組織處理階段，他卻又在暗中保護了我。也就是說，按我所犯錯誤的程度和性質，在當時的歷史背景情況下，我本應受到極嚴厲的處罰。甚至有可能送交軍事法庭審判。 　　但他把所有這些上報材料都壓了下來。對我說，你去學習吧。我給你爭取一個調於生的名額，去上海，還是去北京，你自己決定。學上幾年，你就會比我強了。至於我們之間的這場爭論，我知道你心裡並不服氣。可以擱置起來。存疑。存異。現在全國形勢發展很快。容不得我們「坐而論道」。十年二十年後再說吧。或者一百年兩百年後再說。即便到那時候，歷史判決我錯了，我也不後悔。我想我充其量無非充當了一個歷史清道夫的角色。任何一個大變遷的年代，都需要有人來擔當這樣一種清道夫的角色。可惜的是，我只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清道夫。在這場必不可免的歷史大變動中，只起了一點太小太小的作用。作為「清道夫」，自身都不會有什麼太好的結局。但我仍有理由自豪。理直氣壯地去迎接未來。天明同志，抬起頭，向前走。勇敢地去迎接未來。 　　隨後，他讓警衛員抬來兩隻木板箱。還拿來一件藍布面的狗皮襖。皮襖是送給我的。因為我最後選擇了去北方上大學。從理論上說，北方是需要皮襖的。（最後形勢突變，我並沒上成大學。火車開到徐州，一封加急電報，就把我們這一批一百四十六個原準備進入人民大學各系科學習的部隊調幹生，全部留在了離車站不遠的一個軍事接待站，三天后，便轉乘一列軍火彈藥車，走隴海線，停停開開，七八個晝夜，開往蘭州，和在那兒待命進軍大西北的二十二兵團總部會合。我最終落腳在祁連山山丹丹軍馬場奉命接管了一個由馬步芳軍隊留下來的圖書館，全館由一百來本破舊的經書戲報唱本二十來副麻將牌半箱子羊拐骨和一抽屜各式各樣的女人照片組成。 　　還有一箱半手榴彈和兩支半步槍。還有兩個自稱只有二十五歲但看樣子絕對已超過四十歲的「女館員」。但在後來的歲月裡，我卻利用了各種各樣可以利用的機會，讀遍了能找到的所有的俄國小說。並認真讀了郭沫若先生和範文瀾同志寫的全部歷史著作。做了將近六十萬字的心得筆記。這自然是更後一個階段的事情了。）那兩個木板箱，是托我替他帶回家去的。木板箱裡裝著這兩年他在通海地區工作期間在各縣收集到的一些碑帖名硯字畫善本。另有兩個大棉花團包著一對明萬曆年間的鬥彩瓷碗。它們在日本古董市場上被稱作「大明赤繪」。 　　據說是極難得的珍品。在民間已相當罕見。他說，會有警衛員幫著送上船，也通知了上海方面來接船。只麻煩我一路照看一下，然後親手交到他父親手裡即可。「這麼值錢的東西，看來我還要儂父親打收條不可。否則以後查起來，哪能（怎麼）講得清？」我開玩笑說。他只是默默地笑了笑，沒接我這話頭。半個小時後，我就離開了通海軍管會這個幽深的大宅院。傍晚的雨正漸漸瀝瀝地下個不止。軍管會的車都出外勤去了。即便不出外勤，這時也不會用來送我去船碼頭。我畢竟是「犯了錯誤」的人。 　　軍管會裡仍有不少同志，對他不加任何組織處理就這樣「放走」我，而感到難以理解。警衛員找來一輛排子車，套上一匹老馬，先把我的鋪蓋卷抬上車，再小心地放上那兩個木板箱。警衛員先拉著車走了。我想到他辦公室去告一下別。但我又不想讓其他同志撞見。便裝著路過的樣子，從他辦公室窗前的走廊裡匆匆走過，同時順便從開啟著的窗子裡，向裡邊很快掃瞄了一眼，確證裡頭只有他一個人，這才走回來，再去敲門。 　　他似乎在起草什麼通知，立即放下筆，問了聲：「這就走？」但他沒有馬上起立，只是怔怔地呆坐了一會兒，這才站起來，從他那只特別寬大的寫字臺的一角繞出，握住我的手，稍稍晃了一晃。不知道為什麼，我總覺得他那一瞬間的神情有一點陰鬱。隨後他說：「我就不送你了。」我忙說：「不用不用。我只是來跟你說一聲，我走了。」他再沒答話，又沉默了一會兒，便輕輕說了聲「走吧」，就一動不動地站在陰暗的廊下，只是目送我。那種陰鬱一直為我所不解。後來我才得知，其實他那天也得到上海局的緊急通知，要他馬上去彙報譚宗三一案的詳情。上海局最高領導層裡對最後到底該不該槍斃譚宗三這個「誤人政界」的前商界鉅子，產生了相當大的分歧。而最後下決心槍斃譚宗三的他，最後是否一定能得到上海局方面的肯定，尚在兩可之間。萬一得不到肯定，下一步能不能回到通海來繼續主持工作，那就更難說了。 　　也許，正因為前景突然變得不明朗起來，他才決定讓我替他把木箱帶回去。這樣做，顯然要穩妥得多。 　　一直到走出大門，我始終感覺到，他那目送我的眼光一刻也沒游離開過我的後背，始終灼灼地盯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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