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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走出不多遠，他便在無比寂靜的白楊林中呆立了下來。呆立了好大一會兒，他才慢慢明白過來，這種昂奮和茫然居然來自於自己內心的一種「對抗」。在潛意識中，他沒法讓自己真正相信剛才李前主任跟他講的那一切都是真實的，是已經發生的。他不相信，也不願意相信它們是「真實」的。但他又必須承認它們是真實的，必須承認這一切不僅已經發生了，並且還在進行之中。正是這種突然發生在內心深處的「自我對抗」，驟然間把他推到了一個風光無比美好，但確實又面臨萬丈深淵的懸崖邊上，讓他一時間陷入了一種自己無法控制的興奮和恐懼的心理漩渦中。 　　邵長水是伐木工的後代，父母和弟妹至今還在林區安著家。前邊說過，他為人憨厚，勤謹，聽話，本分，但又非常肯幹，非常聰明，還願意學習。這些特點決定了他前半生的人生之路走得相當的順暢。高中畢業，成績極其優異的他本來滿可以去考全國重點大學，但出於家境和生活壓力，也出於一種本能和直覺的選擇，他考了省警校。很重要的原因，省警校不僅免去一切學雜費用，每月還有相當數量的津貼發放。除此以外，小小年紀的他，當時直覺到，像他這樣沒有任何家庭背景和社會關係的人，只有當警察，今後才能不受欺負，也才會有一點可能去為別人辦一點自己想辦的事。（他的確是一個很願意為人辦事的人。）警校畢業，他被分回到偏僻的林區公安分局，當了一名刑警，而且就在這偏僻的經常會發生一些惡性大案的深山老林裡，接連偵破了幾起全省掛號的命案，很快引起了上頭的注意，被提起來當了刑偵中隊的中隊副。那年他還不滿二十二歲。 　　後來就一直很順，基本上兩年一個臺階，一路往上走，一直到縣局副局長任上，又趕上個好時機，被薦送到公安大學深造，去年調回省警校，搞了一段時間的刑事偵查教學和理論研究。前不久又接到調令，讓他到省公安廳刑偵總隊報到，內定了要他擔任大要案支隊的支隊長一職。人說，當警察的時間長了，老在管別人，老在跟壞人打交道，老在接觸社會陰暗面，一般都會發生兩種變化：一種，因此看透社會，看穿人生，人就會變油，內心會變得陰暗沉重簡單粗暴；另一種，即便不變油，也會變得機械單一，腦子裡除了種種法規條文框框，就是上級領導的種種指令和要求。在他們眼裡，幾乎所有的人都是有問題的，都是需要管教的和管治的。有人說笑話，說警察談戀愛，跟女方頭一回見面，說的第一句話一定會是：「請出示你的身份證。」 　　這兩種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實際上都說得有些片面。說這種話的人其實並不真正瞭解警察。多數的警察，心靈都處在一種激烈的對抗之中。他們既要對抗在執法過程中必然遭遇的社會黑暗（陰暗）面和權利交易的侵蝕和漫洇，又要對抗自己內心由此可能發生的種種畸變。對抗的結果，最終將決定你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警察。可以說，一切都在過程之中。而邵長水卻屬￿這樣一種人，置「對抗」和「過程」於不顧，把「結果」看得高於一切。也就是說，他在過程的「對抗」中，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不計任何得失，由它去俯仰跌宕閃失，而他只想維護一個結果：讓自己做一個稱職的好警察。 　　這種質樸和單一，不能說跟他從小在林區長大沒有必然的關聯。你只要知道這一點，就可以充分理解這種關聯了：不管在什麼場合什麼情況下，只要一看到巍峨大山，連綿叢林，他內心都會禁不住地打戰，都會立即收斂起天性中本有的那一點點張揚，不自覺地變得沉默和固執起來。他潛意識地確信，人一生中有些事的結局跟億萬年都絕不動搖一點的大山一樣，是不可變更的。而對於他邵長水來說，結局也只能有一個，那就是做一個好警察。 　　他不想東張西望，也絕不旁騖另就。我再給你舉一個例子，你就可以瞭解他這個人了。三十多歲的他，按時下流行的算法，絕對還應該算是個「年輕人」和「年輕幹部」吧。年輕人是易變的。他也曾在縣公安局很風光地當過領導，在省警校當過讓許多人贊羨的刑事偵查教研室主任，南來北往，東奔西跑，大小場面大小事情也都經歷過不少，按說你不應該再在他身上找到原有的「土腥味兒」和「大碴子味兒」。不。直到現在，清早起來，他最想喝的還是摻和了小豆煮的苞米碴子粥，是焦黃噴香的貼餅子，假如能再有一碟小鹹魚和半碗加了許多蒜和辣椒醃制出來的酸白菜，他就覺得比去東京參加國際刑警年會，住在五星級的澀穀大飯店裡吃的那幾頓銀光閃爍、發散著牛油或大醬湯氣味的「亂七八糟」的早餐，要酣暢淋漓舒服熨帖許多。 　　在當縣公安局領導那兩年裡，別人給他送啥禮，他都讓秘書給退了。但他會親自打電話給縣裡專門出產黑小豆的六五六農場場長，讓他們往他家給送那一煮就面，一面就粘，一粘就既養胃又補氣的黑小豆來。當然，他之所以敢這麼「直接打電話去要東西」，還有這樣一層關係襯著，那位六五六農場的場長是他當年上小學時的同班同學。 　　也許同樣是因為了這種「質樸」和「單一」，在某些人眼裡，他稍稍顯得有點「木」，有點「一根筋兒」，而在另一些人看來，他表露的其實是一種標準的「中國式農民」的狡黠，像是在「裝傻」。不管說他是「一根筋兒」，還是說他在「裝傻」，這些人指的都是他這麼一個特點：在人生的某一階段，他只關心在這一階段裡，該他關心、允許他關心的那些人和事。所以，他在當警員的時候，絕對不去摻和中隊長們如何「勾心鬥角」。他在當中隊長的時候，誰上他跟前來說大隊長和局長們的壞話，他都不聽，還會特別認真地勸你不要到處去亂說。等他當了局長，上省廳來參加省公安工作會議，多數局長在會余時間，都會安排一系列的交際和應酬活動，為自己，也為本單位下一步的發展，爭取更多的方便條件，開拓更大的發展空間，他卻很少這麼幹，甚至可以說，基本不會去這麼幹。 　　最多也就是提溜幾瓶用當地一種野果子釀制的特產酒（有時也會帶幾根直接從山裡藥農手中收購來的野山參），上廳長和主管刑偵工作的副廳長家去看望一下，當然更不會想到要掏錢請財政局和政法委的什麼人去某個洗浴休閒中心，去摁一下或搓一下。調到省警校當刑偵教研室主任，就一心撲在教學和研究工作上，帶領一幫學員，把教研室積攢了多年、一直沒決心去整理的幾百起大案要案的原始資料複印件，分門別類地整理了出來，而對近在咫尺的省廳和省委省政府大院裡發生的種種人事升遷變換的事，卻不甚了了……正因為如此，當李敏分跟他談到「勞爺」，談到那個「顧代省長」，談到人們懷疑這位代省長跟兩年前那起副市長「開槍殺人案」有牽連，談到「勞爺」和那些本系統的老同志背著組織在搞秘密調查活動……他越來越緊張，他的血一陣陣往上湧。在整個談話過程中，他一直挺直了上身，一動不動地瞪大了眼睛看著臉色蒼白、臉頰瘦削的李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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