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淩力 > 清宮懸案 | 上頁 下頁 | |
| 四十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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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略一思量之後，就點頭默認，並請求瑪法常來向他進諫。他令人立刻款待瑪法，表示自己的歉意和謝意。 要不是湯若望本人道德高尚、純潔無瑕，這樣的責難和進諫福臨絕不可能接受。 湯若望的進諫當然不止於此，他還進勸說：皇上對臣屬應持慎重緘默態度；不應當把時間消磨在嬉戲俳優身上；皇上應當節制凶野的遊獵騎馳，對火器應慎重小心，尤其對歐洲的槍炮，因為皇上對這種兵器夙無訓練，極易發生意外致受誤傷等等。湯若望的進諫甚至涉及到仁政君德，他向皇帝進勸：在嚴厲的國法實施中，要存一番深仁寬厚；對百姓要懷一番如父如母的愛護；對國中大小官吏要寬嚴合度多加體諒等等，頗具中國封建士大夫提倡的仁政王道的意味。 湯若望自己也以身作則地在具體事件上對福臨施加影響。 一天，喜愛游獵的順治帝突發奇想，要在長城以北組織一次最大規模、如同出征打仗一樣的圍獵。這消息一傳出去，小官吏、兵丁和平民百姓無不悲憤，一時間怨聲載道。物價騰貴下生活艱難的人們，無法承受再加一層的皇差的沉重壓力了。湯若望於是出城直到南苑，親自求見皇帝，不繞彎子，直言進諫。福臨聽從了，遊獵之舉作罷不說，還向那些清貧的下級官吏和兵丁們發下一批賞銀。 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南方戰事失利，北京流行天花，又逢旱災饑饉，湯若望進言發國帑廣施賑恤，於是順治帝發下四十萬兩賑恤銀。次年六七月間連日暴雨，京城內外積水氾濫，淹沒許多貧民房屋。又由湯若望進言，順治帝下令，政府撥發救災銀，八十萬兩用於城內，二十四萬兩用於郊區。 當追究敬謹親王尼堪衡州陣亡之敗時，有二百余名八旗將領負有責任，論律當斬。朝中沒有一人敢為這二百人懇恩求命。惟有湯若望向皇帝上奏以營救他們。順治帝本心也想寬大處理的，但他是滿洲後輩，不敢輕易改動祖上傳下來的嚴厲的軍律軍規，有湯若望這樣地位崇高的欽天監的天算家出面講情，可以說代表著天意，他也就放心大膽地赦免了這二百人的死罪。 湯若望的這些行動，不斷地提高著他在朝廷上下的威望。順治帝對他的異乎尋常的禮敬和寵信，更增加了他作為客卿的分量。 湯若望獲得特許：他的所有奏摺，在任何時間，無論皇帝在什麼地方——宴居的宮室，或母后處，或游獵苑囿中——都可以親自呈交皇帝之手；皇帝免去湯若望的三跪九叩之禮——這種特殊優待，朝廷裡只有特別尊貴而年邁的鄭親王等極少數人才能享有。 皇帝賜湯若望號為「通玄教師」，將他的官位由太僕寺卿升太常寺卿，再加官通政使，一直升到正一品，甚至給他的父母和祖先都追封了官爵。 最重要的是，皇帝本人對湯若望的信賴、依戀、兩人之間的深厚情誼，是任何人都無法達到的。順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正月三十日，按中國的算法，是福臨的二十歲整生日，這樣的萬壽節應普天同慶，是朝廷的大節日，要舉行大朝會和宮內外的盛宴進行慶賀。過生日的福臨竟宣佈，他要在湯瑪法家過他的壽誕。於是盛大的壽筵與百官的祝賀就在湯若望的住所進行，蔚為奇觀，也傳為奇談。 人人都知道，對福臨而言，湯瑪法是無可替代的。那麼，在義父、義女、瑪法、孫子之間，僅僅是令人感動的脈脈溫情嗎？大概不是。他們各自的身份地位，也決定了這不可能只是單純的人與人之間的友誼。 就福臨母子尤其是皇太后而言，是承繼了皇太極以藏傳喇嘛教聯絡和控制蒙藏民族的故智。南明永歷朝的太后、皇后、太子及總管太監和許多朝廷大臣，都是天主教徒，永曆帝本人的宗教傾向也就可以猜想。大清朝廷優待天主教傳教士湯若望，意味著對天主教的承認，是向南明永歷朝所做的招撫姿態。至於是否通過湯若望和他的天主教力量，與南明政權私下接觸進行勸降，不見史料記載。但為了實現政治目的，此類幕後活動卻不是不可能。歷來如此，古今同理。在永歷朝軍事上失敗已成定局的順治十六年（公元1660年）以後，湯若望就被福臨母子冷落了，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從政治作用著眼，瑪法已經大大貶值。 湯若望依然自我感覺良好。他的所有工作、他的一切努力，最終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使天主教普及到東方，使中國也像歐洲各國一樣成為天主教國家。他借助天文曆法的淵博學識在朝廷站住了腳；他以完美道德品行和感情獲得了福臨的心；他努力以自然宗教和道德為基礎，將天主教的教義建於其上，企圖一步一步、不知不覺地引導皇帝入教。皇帝如果能夠成為教徒，那將是把中國、把東方納入天主教範圍的捷徑，那也將是湯若望為他的羅馬教廷立下的最輝煌的功勳。 只有後人才能看清楚，湯若望的成功很短暫，也很有限。 滿洲信奉的薩滿教，是一種崇拜自然神和祖先的原始宗教，因為它崇拜多神，也就決定了它並不保守排它而能接受外來宗教。在努爾哈赤、皇太極時期，薩滿教甚至在自己的祭壇上為佛教、道教留下一席神位。所以，當皇太極為了維繫蒙、藏而引進喇嘛教時，薩滿教也接受了它。 福臨的生母、嫡母和庶母多是蒙古人，所以清朝入關之初，從宮廷到民間，喇嘛教傳佈已相當廣泛，大喇嘛甚至能列國王儀仗招搖過市。滿蒙的傳統宗教對順治帝這個滿蒙混血兒不可能沒有影響。湯若望堅持不懈地屢次上奏，反對皇帝對他稱之為邪教偶像的溺惑心理，反對用大量金錢為喇嘛修廟建塔。他的主張得到朝中漢臣士大夫們的支持，也就觸動了具有清醒頭腦的孝莊太后和順治帝。 福臨身為世界上最大國家的皇帝，自然是各種宗教爭奪的最大獵獲物，想把他收羅門下作為教徒的，不止湯若望一個。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來自雪域西藏的神王達賴喇嘛在三千名喇嘛和三萬名蒙古人的護送下，將要到北京來，除了想用神奇的法術感召人們信奉喇嘛教之外，一個最重要的心願就是收皇帝當他的弟子，他做皇帝的法師。 湯若望聯合洪承疇、陳之遴等漢大臣，首先以「皇上為天下國家之主，不當往迎喇嘛」為詞，制止了順治帝親自赴邊外迎接達賴的計劃；又以「上天垂象，誠宜警惕」的諫勸，降低了接待達賴喇嘛的規格。達賴喇嘛入城式極為盛大，皇帝卻並未親迎，只派了他的哥哥承澤親王碩塞出城接駕；皇帝本人只在南苑大殿中等候，從寶座上立起，向這位入京覲見的法王伸手一握，表示親敬，並在右面親王行列中指給他一個座位。 達賴喇嘛在北京受到優厚的待遇和崇高的禮敬，但是這位法王活佛最重要的心願卻落空了。皇帝沒有拜師。湯若望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客觀地說，天主教與佛教為爭奪順治帝的第一次較量，雙方都未能獲勝。相對而言，湯若望得勢得利稍優。 六年後，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佛教第二次與湯若望爭奪順治帝，湯若望卻完全失敗了。 因為這次湯若望的對手不是遠來的和尚，而是曆千餘年，已經與中國本土習俗、儒家學說結合得十分完美的禪宗佛教。 因為此時的福臨不再是一個好奇單純的稚子，已經成長為更加自尊、獨立的青年君主，經過多年的讀書學習、刻苦鑽研，他醉心于漢族傳統文化，已完全認同了儒家治國平天下的觀念。 湯若望為什麼會失敗？以下簡單比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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