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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〇

三人一回到戲班辦公室，也不要菜，開瓶喝酒，南丁山要打電話叫寬哥也來喝，夜郎把電話按住，說：「他肯定不在家，我讓他來找我，幾天不見面的，說不定這幾日幾夜都在公園裡，他是個認死理的人，來了見咱們喝酒，又該罵咱個狗血噴頭了！」三人越喝越開心，想像著宮長興是怎麼一副可憐樣兒去向市領導檢討的，市領導又是如何惱火著訓斥，夜郎就叫道：「上次咱想借歌舞廳弄他沒弄成，這次他要瞌睡，咱何不送他枕頭？」南丁山問：「送什麼枕頭？」夜郎說：「電視臺不是開設有點歌台嗎？每晚上什麼人只要交錢都可以給親朋好友點一首歌曲的，上邊正煩著他宮長興，咱化個名偏專給他點歌，連點三天，上邊還以為他為推卸責任故意讓熟人點的，豈不對他影響更壞？」南丁山說：「你演鬼戲不行，做人鬼還真有兩下子。這個錢我來掏了。」乘著酒勁，當下寫了一個單兒，取了錢，連夜讓戲班一年輕人去了電視臺。 　　第二天晚上，電視上果然出現某某街某某號的某某某為朋友宮長興點出的歌曲《小草》，其中的歌詞是：「沒有悲傷，沒有煩惱，我的朋友遍佈天涯海角？？」第三天晚上，戲班數人在一家生意不好的公司演出鬼戲，演到九點三十五分，夜郎便讓主人打開電視，正是點歌台欄目開始，又出現某某單位某某等三人為老同學宮長興點出的歌曲《好人一生平安》。第四天晚上，夜郎早早坐在電視機前要看電視，點歌台的欄目裡卻沒有了為宮長興所點的歌，而是三個兒子為其父壽辰點的歌。夜郎打電話給南丁山，問是不是交了三支歌的錢？南丁山說錢絕對是三支歌的錢，恐怕上邊已經發覺了，責令電視臺不准給宮長興點歌了？！兩人就約好，是不是這回事，明日星期天，咱去見見寬哥就知道了，而且說：「我把虞白、丁琳都叫上，就去他那兒舉辦樂社活動！」 　　翌日夜郎拖了顏銘乘出租車去虞白家叫了虞白，又去丁琳家接了丁琳，往寬哥家來。寬哥家的門半開半閉，屋裡狼藉一片，寬哥一身便服卻坐在桌邊喝酒哩。夜郎一見，就樂了，說：「寬哥獨個喝起酒了，瞧，汾酒！事情你全知道了？！」寬哥說：「什麼事我知道？喝幾口松松筋骨，這幾天太累了。」夜郎說：「是要累了，這幾日都在香池公園？」寬哥說：「你說公園的事呀，真不像話，太丟西京人的臉面了！這精神文明喊了多少年了，竟然就會出現這等事！住在這個城裡，我都覺得沒臉面了！」夜郎就給南丁山擠眼，說：「寬哥到底覺悟高！」寬哥說：「那天你們也去了？」南丁山說：「我們哪兒有這閒空？就是去了，也會和那些害群之馬做鬥爭的！」寬哥說：「那就好，我還擔心夜郎哩。」夜郎說：「你怎麼就不想到我的好處來？我就是什麼時候為救他人犧牲了，你也不會追認我為烈士的！香池公園事件不好是不好，可你想沒想責任在哪裡？總指揮是他宮長興，瞧他事先宣傳得多凶火，他是想投機，一下子就要走紅的。」寬哥說：「喪氣的是竟然還有人給宮長興點歌，在這個時候點的什麼歌？是為他表功哩還是要叫屈哩？！電視臺辦成什麼樣兒了，只圖掙錢，什麼人都去點歌。什麼影響口母！」寬哥生氣起來，夜郎、南丁山一時接不住話碴兒，動手拿了酒瓶各人先喝了一口，顏銘就過來打圓場，說：「嫂子呢？」寬哥說：「不管她！」顏銘說：「你不管她，她不管你才怪的，她不在家，瞧你把房子搞成什麼樣兒了！」就把地上的衣服、鞋子，還有一個枕頭撿起來，幾個人就圍著桌子坐了。夜郎還在問：「上邊是不是追究了宮長興，為什麼要給他點歌的事？」寬哥說：「這我不知道。」夜郎說：「這又不是什麼機密給我們保守？你是警察，又一直在公園處理那事，你能不知道？」寬哥說：「我不是警察了。」神色沮喪起來，卻問虞白：「清樸他們考古隊是在西府那兒？」虞白說：「原先說是在子午嶺考查秦直大道的，現在我倒說不清。他一走再沒個音訊？？寬哥怎麼問起他？」寬哥說：「我要回西邊老家一趟了，原本要去見見你們的，沒想你們都來了。來了好。顏銘，你嫂子回來了，你告訴她，我去散心了。」說著就眼睛紅紅的，吸吸鼻子，去廁所裡大聲擤鼻涕。 　　大家都莫名其妙，但已經知道了氣氛不對，待寬哥重新過來坐在桌邊，顏銘說：「你和嫂子吵架了？」寬哥看看眾人，歎了一口氣，說：「都是熟人，也都瞭解我家的事，人呀，不逢個好老婆就沒個安生的日子過！」顏銘就說：「又怎麼了嘛，你不會忍一忍嗎？她脾氣是不好，什麼事都讓過她了，偏偏這一次不讓？！你這麼一走，她回來不又要傷心嗎？」虞白說：「誰家夫妻不吵架？我昨日吃飯，牙倒把舌頭也咬了。今日來，趁機都樂一樂。」寬哥卻一下子流下淚來。虞白說：「喲，我還沒見過寬哥流淚哩！笑啦笑啦，一笑什麼事都沒有啦！」寬哥真的哧地笑了一下，說： 　　「這一次不比往常，我犯錯誤啦，我真的犯錯誤啦，你嫂子鬧著也好，她也是有頭有臉的人，回了娘家，就是這一次她要離婚，我也說不上人家什麼，我是得出去散散心，這對我也好哩。」眾人瞧他這般說，忙問出了什麼事，寬哥終於說了，頓時把大家震住，臉上都不是顏色。 　　夜郎在那個晚上給寬哥打電話的時候，寬哥是被公安局派人叫了去的，去了立即被審查，他才知道清早裡給那個帶小孩的女人開的證明犯了大錯，那女人是個人販子，在北京一戶人家當保姆，趁主人上班了將孩子抱走了的。那戶主人對她的情況不摸底，單知道她是陝西人，一方面翻印了她的照片，著人四處尋找，一方面讓孩子的母親搭飛機來到西京，聯繫公安部門，要求在各個車站把關檢查。所以，當女人帶著孩子到了東門長途汽車站，已經坐到車上了，車站派出所的人來檢查，發現那女人似乎像照片上的人販子，問她時，她掏出了寬哥寫的證明。已經放她要過去了，怕也是天不容她，偏巧孩子的母親也到了這個車站，就發現了她。女人被帶到派出所，派出所又將此事呈報公安局，公安局惱火的是寬哥競為女販子開了證明，叫去審查。當然查來審去，寬哥不是同夥，也未從中獲利，完全是為了學習雷鋒，但他還是犯錯誤了，犯的是很大的錯誤，聯繫他以往的錯誤，已不適宜於再做人民警察，除名于警察隊伍，具體再做什麼工作，等過一段時間另行分配。寬哥一去三天兩夜，穿著便服回來，寬嫂就和他吵鬧，罵他窩囊，沒出息，是二百五，扛竹竿橫著進城。寬哥當然不愛聽，一接上火，寬嫂就在家裡摔東西，要離婚，一氣之下到東關娘家去了。 　　寬哥說完，大家都沒言語，臉上灰得沒了顏色，寬哥卻笑了，說：「我現在已想通了，你們卻是這個樣子，這不是更讓我難過嗎？犯錯誤了，咱就認真總結教訓，怎麼能不處理呢？試想想，要是別人這樣，我也是不會饒的！哪兒跌倒哪兒爬起，我之所以難受，就是不讓我幹警察了，不給我個改過立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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