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虹影 > 饑餓的女兒 | 上頁 下頁
三十四


  第十二章

  1

  大姐站在1962年春末的細雨中,戴著一個大斗笠。她在野貓溪江邊,在停貨船的躉船前等父親。

  江上各類運輸船遠比客船多,開得慢悠悠的,細雨飄霧時,汽笛更是聲聲不斷。她不知道父親在哪條船上,濛濛細雨變成了瓢潑大雨。她著急起來,不時在沙灘上走動兩步,但還是等著,她心裡正燃燒著對母親的怒火。

  父親已三個月沒有回來。當她終於看到父親扛著隨身衣物走上跳板時,她就迎了上去。

  父親回家就開始打母親,他從未動手打過她,結婚十五年來,這是第一次。

  母親的第八胎,若按出生存活算是第六胎,才四個多月就很出懷,她不躲開父親的巴掌,只是用手護著肚子,「求你別打,不要傷了娃兒。」

  父親馬上就住了手,但痛苦得蹲在地上。母親想去拉他,又不敢。母親抱著架子床的柱子,流著淚說,「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不就行了!」父親站了起來,薄薄的一扇門被他弄得哐當哐當響,二姐三哥嚇呆了,四姐五哥哭叫起來。父親連轟帶打把他們統統趕出門。

  緊掩的房門擋不住父母的爭吵,不斷有哭泣聲,二個人都在哭。二姐牽起四歲的五哥到院門外,三哥四姐跑掉了,大姐沒有露面。到晚上還不見孩子們回來,父親才出去找。下了一整天的雨停了。大姐拿著斗笠晃悠悠地進堂屋,她想溜上閣樓,被母親看見,只好隨母親回到房間裡。

  一跨進門檻,母親就叫大姐跪下。大姐彈著斗笠上的雨水,裝著沒聽見。母親扯過斗笠,給她一掌。大姐避開了,嘴裡罵了一句。母親氣得臉都白了,走過去抓住大姐,大姐竟然還手。母親有身孕,行動不太方便,但個子比大姐大。母女倆鬧得天翻地覆。院子裡的鄰居都來觀看,但誰也不上前勸阻。直到被雨淋得一身濕的父親,帶著大大小小四個兒女回來,才把大姐一把拖開。

  「你怎麼敢和你媽對打?我可以打,你作女兒的卻不能動手,」父親對大姐狠狠斥責。

  大姐哭著說:「爸爸,我是幫你呢,你還幫媽?」她一扭頭就沖進沒點燈昏暗的堂屋,從圍觀的人群中跑掉了。

  大姐停止講下去,她說她只能講到這兒:母親懷上我,她和母親打架。

  我怎麼逼她也沒用,她掉頭就走了。

  一個大問題放在我面前:恐怕我也和大姐一樣,得自己去弄清我是誰。這個貌似極為普通的家庭,秘密非常多,也許南岸每個破爛的屋頂下,都有一屋子被捂起來的秘密。大姐這頭斷了線,四姐自顧不暇指望不了,二姐即使知道也不會說。周圍的人都回避我的問題,我已感覺到謎底會令我非常難堪。但越這樣,我越急於想解開這個謎不可。

  記得幾年前有一次大姐坐長途汽車跑回家,衣袖上有血跡,她說她又另有所愛,要離婚。丈夫來抓奸,未抓著,嚇唬她要去黨支部告她,要鬥她作風敗壞。兩人打起來,她用碗砸過去把他砸傷。

  母親說你怎麼嫁一回離一回,一回比一回瘋狂,不吸取教訓,也不聽我的話。大姐一把拉住我,對母親說:全是你,你自己是個壞母親,你沒有權利來要求我,我就是你的血性。她們倆人爭吵的話,好象跟我有關,但剛開始吵,二個人就合起來把我趕出去,再接著吵。

  我楞著在門外,父親走了出來,他把我拉到八號嘴嘴下面的峭岩上,坐在我的身邊。他那時眼睛在陰沉沉的白天可以看到江上的船,不清晰,如一個小黑點正朝東移動,他清楚那就是他一生中最愛的船,駛下去,就能到達他永遠也回不了的家鄉。

  2

  這天下午最後一堂課下課鈴聲響後,我正在整理書包,歷史老師走進教室。我們一起下樓梯,走到空曠處,他未提二天前失約讓我久等的事。仿佛沒有這件事,自然也談不上道歉。他只是問了問我複習功課的事,受傷害的感覺重新在我的心裡翻起,我轉身快步走開。

  他叫住我。「有事對你說。」

  我停了下來。一停下來,我就後悔,我不該如此輕易就向他讓步。但我已經停下了,沒法再走開。

  他說很抱歉那天讓我空等。公安局和校黨總支找他去談話,說他家裡常有聚會,公安局不相信他們是在讀書,認為是在組織反動集團,散佈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學校方面對此事很害怕,有可能開除他的教職。訓話結束後,他趕去約會地點找我,我已不在。此後其他人也一個個被公安局找去調查,再不敢上他家。

  汽車從我們身邊駛過,塵土直噴到臉上,我們也未躲,各自心裡擱著心事。不知走了多少站路,才發現我們是朝西面走。

  「看來我們得吃點東西。」他不由分說,把我帶進一家離街面較遠的小館子,三張桌子都空著,我們在靠窗的一個桌子前坐下後。坐著等菜時,他問,「怎麼啦,還在生氣?」

  我說:「開除回家,你怎麼辦?」

  「重新當工人唄,」他笑笑說。「做工是我的老本行。」

  兩碗綠豆稀飯,一碟泡菜,一盤涼拌藤藤菜端了上來。他又叫了五加皮酒,說是他在修繕隊做零時工時,從房頂上摔下來弄壞了腰,多少年了,腰痛還是沒好,喝了酒,就覺得肌肉鬆馳多了。他讓我喝灑,我遲疑了一下。我以前從沒有喝過酒,只在逢年過節時,在父親杯子上呷一口,極不喜歡那刺鼻的味道。而這會兒,歷史老師正在苦惱中,我得讓他高興。我拿起酒盅,喝了一口,發現沒有自己以前想像的那麼討厭,一點兒也不紮喉嚨,很香。

  「你喜歡,」他說。

  我笑了。

  我說起了我家裡的事,1947年我母親與父親的相遇,1949年這座城市被共產黨攻陷前後的事,我複製著當年的衣著,當年的天氣,當年的石階和江水。他關切地聽著,讓我說下去。但什麼話也沒說,只是給我再要了一碗綠豆稀飯。

  看到他的眼光,我忽然覺得自己很自私,我不倦地把自己的痛苦統統扔給他,而一點也沒想到他。

  「你災荒年是怎麼活過來的?」我問,停了吃飯。

  他笑笑說,「恐怕每個家庭都差不多,恐怕每個家庭又都不一樣——對每個人來說,很不一樣。」

  他說想照這樣的思路往下寫,寫成一本書,想寫他對生活和命運的感受。大姐也這麼說過,大姐想寫她自己,那是發洩,是對不公平的命運的訴怨。他說,他想找到一種新的表達方式,北京有一些寫作的青年人,也正在走一條新路子,作品貼在大街的牆上,油印成小刊物叫《今天》,但是被禁了。公安局給他們的讀書會施加壓力,也就是這個背景。他就是寫了,也不想發表,不到時候。

  我把酒盅推到他面前,他推了回來,我握在手裡。剛才聽他說要寫書,我的心一下子被牽得遠遠的。

  「別怕,不會喝醉的。」他看著我說。

  我把酒盅推了回去,說,「還是你喝吧。」

  「你喝一口,就全歸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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