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虹影 > 饑餓的女兒 | 上頁 下頁 | |
| 十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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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那天被松了綁，躲過一難，又開始下班上班，漸漸忘了這件事，就象忘了她年輕的生命中已多次歷經的危急。她節衣縮食，想積攢錢寄回家鄉。二個月後，一天放工時，著工裝的女工們正在過例行的搜身——廠裡怕女工帶走棉紗團、布片之類的東西——工頭卻滿臉笑容走過來，請母親到廠門外去。 她出了大門，一下楞住了：一輛新嶄嶄的黃包車停在那裡，每個金屬部件都亮得晃眼，穿著整齊的車夫恭敬地等在一邊。 3 那種時代，到那種餐館的男客個個西裝革履，頭髮鬍子修剪得體，女客則一律高跟皮鞋，燙著和好萊塢電影裡女演員一樣波浪的髮式，耳環，項鍊，別針，手鐲，把自己披掛得琅當作響。旗袍也都是錦緞，開叉到時風該露的頂端位置。 大姐從小是個擺龍門陣的能手。和上輩人不同，她這一輩擺的已經是電影和小說。我那時才幾歲，總是縮手縮腳在一個角落，張著嘴，不作聲地聽這些回城探親時間過長的下鄉知青聚著講故事。他們坐在兩張床和地板上，擠擠團團地嗑著瓜子。恐怖的山間鬼魂，國民黨特務梅花党，或是知青間談戀愛。有時是親歷的實事：與農民打群架，反抗鄉村幹部欺壓動了刀子，最後被公安局槍斃。故事一個接一個，有時全室哄笑，有時唏噓一片。 母親嫌我不做家務，老在閣樓下喊「六六下來！」弄得大姐認為我討嫌，也趕我走。我每每做完了事，就在閣樓門口蹲著聽，以便再要做事時下樓快些。 我不知道這段家史，有多少是大姐在過龍門陣癮。說實話，大姐比我更適合當一個小說家。大姐沒有受完足夠的教育，她的黃金歲月都給文革耽誤了。怎麼追也追不回。有一次她對她過去的幾個知哥知妹說，命運不幫忙，要是能讓她做個作家，她的經歷足夠寫成好多部精彩的小說。我一旁聽著，替她抱屈，覺得她太可惜了。 但是在這時，我很難把她勾勒的母親那時的形象，與如今臂腿粗壯，身材上下一般大小，沒好脾氣，非常不女性化的母親合成一體。 我努力想像：母親穿了她最喜歡的靛青色布旗袍，襯出苗條玲瓏的身段，布鞋，沒有一件裝飾品，一頭黑髮光順地往後梳成兩條辮子，露出額頭，就是剪成短髮也行。但她的眼睛黑而清亮，和她的臉色一樣羞澀，在她微微一笑時，既溫柔又嫵媚，的確很美。大姐是對的，母親不可能沒擁有過青春。 坐在母親對面的那個青年男子，更為神采飛揚。 他，一身考究的白西服，頭髮看來是在理髮店整治過的，體面，黑黝黝的頭髮，上了油，眼睛與眉毛有梭有角，長得比當今電影院門前廣告上的明星還帥，不象三十四十年代電影裡的奶油小生，或戲臺上的白面書生。八角燈籠光線柔和，桌上藍花邊盤碗勺碟，瓷面細膩，一式光潔透亮。星月上升到天空，山城萬家燈火閃爍。母親微微低垂臉，沒吃菜，雙手安靜地放在膝上。 他們在說什麼呢？母親竟然忘記了生平第一次穿羅戴綢進大飯館的拘謹不安，聚精會神地聽起那個男子講他自己的身世。這個身世，是那個男子說給母親聽，母親在不知什麼時候說給大姐聽，大姐在這一個晚上擺給我聽。 他說他老家在四川安嶽，家貧，母親給人洗衣做衣，父親有力氣，給人抬滑杆。母親前後生了11胎，只有第8胎和11胎活下來。母親給他取了個小名「長生娃」，想他順當長大，盼長生平安；給弟弟取小名「火林娃」，算命先生說弟弟水氣邪氣重，求個吉利。 1938年安嶽害瘟疫，又天旱，他的父母先後不到一周得病去世。當時他十四歲，弟弟五歲，他們成了街上的叫花子。有一天，他跟前經過一隊拉壯丁的人馬，其中一人很象早些年遠走他鄉的舅爺。他跟上部隊，做了當伙夫的舅爺的助手，這支川軍雜牌部隊兵員不夠，也就不趕他走，反正他不拿餉。部隊1942年入駐重慶時，他已成了憲兵隊的小頭目。抗戰前，重慶袍哥已近六七萬人。川軍裡幾乎全是哥老會袍哥，他在禮字位第五排，難怪工頭見了他那副龜孫子相：禮字在低層社會影響大，職業袍哥結交有錢有勢兄弟，擺設紅寶，聚賭抽頭，買賣煙土，開鴉片梭梭館。 母親難以相信坐在面前的這個儀錶堂堂的男子，曾徑是個又髒又臭的叫花子。她的心慌亂起來，她水一樣流逝的生命中，除了一位從未見過面但可給父母二擔米的小丈夫，沒有與任何男人聯繫在一起。 逃婚對母親來講是難免的，是她骨子裡刻上的叛逆性格。母親的眼裡盈滿了淚，或許在這個青年男子敘述他的經歷時，她就明白自己的一生，她未來的子女的一生，都不得安寧。 鑼鼓聲，爆竹，遊行的隊伍，使整個山城徹夜不眠，好幾個星期，都籠罩在八年抗戰勝利巨大節日般的歡慶裡。日本人投降，國民政府準備還都南京。重慶突然出現了權力真空。袍哥勢力正在積聚，並更靠攏政府，政府也注重依靠地方勢力鞏固這個經營多年的後方。 母親和那個男子舉行了婚禮，婚宴辦了七十桌。母親被牽來拜去，暈頭轉向。喜房紅燭不是兩支，而是兩排，一直燃到天明。 不久，母親就懷孕了。于抗戰勝利第二年生下一個女兒。 大姐說，那就是她，她是流氓惡霸頭子和逃婚不孝婦的女兒，反革命子女。 4 原來大姐另有一個父親，她跟我們兄弟姐妹不一樣。說出來了，她似乎挺得意洋洋：流氓頭子也是好漢，我們的父親卻是個老實巴交的工人。我大吃一驚，對大姐不光彩的虛榮，很不以為然。 跟所有人一樣，我一上小學就得填無窮的表格，在籍貫一欄，填上父親的家鄉：浙江天臺縣。那是我眼前的長江，流過了千里萬里，將到達大海的地方。我從未去過，也聽不懂那裡的話。 父親的生日是六。一兒童節，我從小就記得。父親說話有很重的浙江口音，一說快，沒人能聽得懂。他講得稍慢一點，我能半懂半猜，就給人當翻譯。如果我討厭這個人，就故意翻錯。父親白我一眼，忙不迭地給人解釋說，他小女兒不懂，說錯了，請原諒。 冬天既潮濕又寒冷，家裡沒有燃料烤火取暖，有支氣管炎哮喘病的父親就容易發病，只能靠藥物支撐。嚴重時，也不肯去醫院住院。本來就瘦，一生病就瘦成一束枯枝。他個子本來不高，這時，就更縮了一截。他總是一個勁地捱，否認自己生玻發高燒時唯一的症狀是一股勁念叨：「回家。」 「讓他回浙江！」家裡姐姐哥哥異口同聲說。 「不行的，」母親反對，「他哪是要回去？他要去死在那兒。」 父親和四川大部分下江人一樣，由於抗戰才來到重慶。十五歲時到縣城跟人當學徒，先是倒屎倒尿，端茶遞水，後來背弓彈棉花。他心靈手巧，幫師傅拉線鋪棉絮，很快就學會了彈棉被整套手藝。1938年，他二十一歲那年國民黨在天臺縣抽壯叮鄉里的保甲長收了賄，將別人的名字改成父親的，他只得辭別家人，跟著部隊到了重慶。部隊就住紮在南岸山上，他在通訊排，掛防空襲訊號。 1943年春天，正是母親從家鄉忠縣逃婚前往重慶的日子，父親所在的部隊開拔另一城市守防。路上，父親肚子痛絞得厲害，躲進樹叢解決問題。等他鑽出樹叢，部隊已成小芝麻點在另一架山的道上，舉著火把趕夜路。他當機立斷，朝相反方向走。準確地說，父親是一名國民黨的逃兵。逃兵是要被國民黨槍斃的，但解放後共產黨也不喜歡他這段歷史。當時，幸好無人注意，或許以為他生急病死在行軍路上。戰亂之年，誰去調查一個士兵的真死假活？他回到重慶，在招商局的船舶隊當了一名水手。 按照大姐的說法，父親一生之中真正有膽有識的唯一一件事，是1947年那個春天與母親的結合。為了與我的父親相遇，母親需再次出走，得再次逃離自己的家，才能完成她遇見父親的彎曲的路徑。這四年中，父親已在這個仍然是陌生，卻強要他留一輩子的城市做水手，他得等候一個自甘落難的四川女子，這是命定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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