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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14 　　1988年10月1日，我去德園參加同事的婚禮，不料碰見了多年不見的肖克勤。 　　當時酒席尚未開始，我站在德園門前抽煙，邊同幾個老師聊國際大事，忽然有人在我肩膀上輕輕拍了下，「何光宗。」我一回頭，一鄉下人模樣的長臉大漢仁立于我一旁，手上捏著兩個饅頭，頭上戴頂舊草帽，腋窩夾著個爛黑皮袋，嘴角掛著憨厚且遲鈍的笑紋。「不認識我了吧？」「肖克勤！」我伸出了慚愧的手。 　　我們握著，緊緊地！ 　　「我一直站在馬路對面認了你半天，」肖克勤說，目光在我眼底尋找舊的友情。我立即給了他：「好多年不見你了。」「我也是。」 　　肖瞥著我。這個被大學同學遺忘的人（因為他沒畢業就未把他列入湘江賓館同學聚會的名單裡），臉上有種深沉的憨厚，讓我同情。 　　「你小孩有多大了？」我找話說。他一笑：「我沒小孩。」我以為他還未結婚，忍不住問他：「你老兄怎麼回事？」他把笑容放進了口袋裡，「我老婆有心臟病，不能生孩子。」「沒有孩子好，省得自己找麻煩。」「我們帶了個女孩。」他說。 　　「那也好，」我順著他說，「人老了，有什麼苦惱病疼，想想自己的子女也能化去一點。」他說：「我正是你這樣想。」我覺得他完全不是他了，生活的利爪在他臉上留下了些抹不掉的爪櫻大學時代他是何等活躍，何等引人羡慕和嫉妒啊，生活的鐵拳把他打扁了。我還不至於那麼不經打，繼而感到我比他堅強。「你這些年還畫畫沒有？」我換個話題說。肖臉上一塘死水似的笑容，「一直沒畫了。大學出來後跟村裡一個模具師學做模具。平反後，進了縣鞋帽廠做鞋模。這幾天在長沙聯繫銷路。」我問他住在哪裡。他說他住在同事的叔叔家裡。我說：「你們出來銷售，廠裡還不報銷住宿費？」「廠裡每天補貼12元，我想儘量省下來，為家裡增加點收入，我妻子是農村戶口，身體又不好。」「其實你應該幸福，」我同情地瞅著他。他絲毫不在乎我的同情，「並不是你想像的，相反，我覺得很輕快。」「那就好。」我說。我等著他問尚青青，但他始終沒提尚青青一個字，我懷疑他把尚青青從他記憶的倉庫裡清理出去了。「你們廠做什麼鞋？」我找話說。肖眼睛一亮，「什麼鞋都做，皮鞋，旅遊鞋，球鞋都做。你要是能聯繫到業務我可以給你百分之二的回扣……你鞋帽店有熟人嗎？」「沒有熟人，」我抱歉地說。 　　肖的目光又暗了下去，像一支蠟燭滅了。 　　這當兒新郎走過來請我入席，我和肖的談話便結束了。我告訴了他地址和乘車線路，我要他到我那兒去住，但他沒有來。 　　我估計肖克勤這一生是確實不走運，只要有機會他是不會放過的，他是那種精明且會表現自己價值的人。而我這一生卻接連丟掉了兩個機會像人家扔可樂瓶子。 　　1959年我大學畢業，那個把肖克勤打成右派的系主任想要我留校。我得知尚青青分回湖南後，很乾脆地說我想回湖南。我若留校，憑我的小聰明混個系主任和教授當是不會有困難的。緊跟著我又丟了第二個機會。我分配到省文化廳文藝處工作，可是沒有尚那動人的身影我坐不住，繼而痛恨八小時坐班。我打調動報告前後打了三份，一年後終於調到了離尚很近的一所中專教書。我要是不調學校就不會打成現行反革命。我若在文化廳，現在再糟也混了個處級。我或許是個好領導，我能設法理解人，我會儘量替別人排憂解難。我是1960年夏調學校的，一年後，我像肖克勤一樣因為一句話成了反革命分子。報應。 　　那年5月，物理老師吳從湘西奔喪回來，瘦了一圈肉。他一進辦公室就唉聲歎氣，當時辦公室裡除我以外還坐著三個人。老吳說他母親是得水腫病死的。他說農村裡到處餓死人。他說了件令人嘔吐的事。汽車開進鳳凰縣車站一停車，一胖女人下車便蹲在樹下嘔吐。一個衣著破爛肌黃寡瘦的孕婦等胖女人走開，便走上去抓著嘔吐物吃，緊張地吃著，生怕別人搶似的。我很噁心，於是衝口說了些在當時過頭的話，「舊社會還沒有這種噁心事。」我說，「舊社會一個叫化子每天討一碗飯吃是隨便的事。那時候一逢年過節，我家門前就叫化子排長隊，我奶奶叫一個傭人給叫化子一人舀一碗飯。現在人人都喊肚子餓，其是實在有點瞎胡鬧。」 　　我同肖克勤一樣的命運，只是更慘。在全校師生大會上，黨支部書記（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被紅衛兵小將整死了）很起勁地分析著我上述的這段話，把它列為三條。「第一，何光宗大肆宣揚舊社會好，其用心是妄想變天。第二，何光宗無視事實，惡毒攻擊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人人餓肚子。試問，我們肚子餓嗎？我們人人都吃得飽穿得暖，哪裡餓了？第三，何光宗侮蔑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是瞎胡鬧，夢想國民黨蔣介石打回來，讓人民受第二遍苦，而他好回到那種剝削階級的生活裡去！地主階級的傳聲筒——何光宗，給我站起來！」他凶凶地吼道，猛擊了下桌子，砰，仿佛是一個雷劈在我臉上。 　　我嚇得腿發軟，尿也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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