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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11

　　1955年我如果信了我舅舅的話去讀北京師大（那年我同時考上了北京師大和浙美兩所大學），文化大革命中我肯定會被歷史的車輪碰得傷筋折骨或者餓死了。舅舅對我學美術大為光火，有幾回把我畫畫的書和工具扔到陰溝裡去了。舅舅是匹性情暴烈的馬，他死得早是因為他想死。舅舅得的是肺病，這在當時已能治好了，但他不願配合醫生吃藥，他把藥都從窗戶裡扔了出去，他說這樣了結一生很好。三十年前，他曾很理直氣壯地沖他愛慕的一位門第很高的千金說：「我不會自殺，你放一百個心，最多我只是病死。」

　　他死的時候剛滿50歲，那年我上大學二年級。

　　舅舅沒有結婚，他把我當親兒子看，對我要求極嚴。他對我要去浙美讀書又氣憤又傷心，強迫我把美術學院的錄取書交出來。

　　他拿出一副殺人相威逼我把錄取書燒掉。他說上北京師大數學系，憑我出生的時候臉上有紫霞之氣（鼻子是黑的）的兆頭，也許能做個教育部長。「學畫畫有什麼出息？」我說齊白石很受周總理尊敬。舅舅橫我一眼，「那只有一個。」我說徐悲鴻也受周總理尊敬。

　　「閉嘴！」他咆哮道，「什麼東西不好學？嗯？我問你？」他從我左邊走到我右邊，又從我右邊走到我左邊，「學美術造化再大也就是畫畫，」他小看已極，「那有什麼光宗耀祖的？！」我對舅舅一味地要我光宗耀祖心裡很不舒服，「你又不是我父親，你沒權管我。」我頓感眼裡金星一冒，半邊臉火辣辣地，他一個巴掌拍在我臉上。

　　「你這黃眼畜生！」他眼睛充血地說，「你要是我崽，我就一菜刀剁死你！」母親怕我和舅舅打起來，求和道：「算了，隨他去。」舅舅指著我母親，「你懂個屁！」母親抽泣起來，拿枕巾捂著臉說：「由他去由他去……」舅舅就一副強盜相瞪著我，形同一只狂怒的貓，「沒有志氣的東西，你們何家就斷送在你身上！看你怎麼有臉上黃泉路上去見你的祖宗？！」

　　我死後確實無臉去見爺爺父親他們，我曾祖父在清朝年間做過湖南的學政（這在省志上是留有大名的），我爺爺在地方上也算個大鄉紳，我父親做過國民黨的縣長，我家上輩人都或多或少有點頭臉，所以我很希望陰間地府還有另一扇門，讓我不至於同爺爺，父親，舅舅碰面。

　　話說回來，倘若舅舅在九泉下獲悉中國大陸上發生了場空前絕後的文化大革命，我想他對我學美術就不會懷恨了，因為就算我遵循了舅舅的旨意上北京師大數學系讀書，即便我在1961年沒有打成反革命分子去勞改，單憑我這地主出身和特務兩頂大帽子，（文化革命中，我所知道的不少在海外有關係的人，尤其是解放前夕跑出去的國民黨家屬，幾乎全被戴上了隱藏的階級敵人和特務的帽子。）我的日子就會如熱鍋上的螞蟻般難熬，若再添上反革命分子的身份就更可想而知了。

　　我再一次要說我要感謝美術這門職業。

　　毛主席的光輝直接照耀著何光宗。

　　1968年10月我在長沙市商業局革命委員會畫完「毛主席去安源」的大幅油畫像，又被請到省商業局畫毛主席胸像，在那裡我遇見了尚青青。尚青青當時已給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沖得烏呼哀哉，罪名是叛徒的老婆，她丈夫歷史上有污點，被造反派打成叛徒且關黑屋子裡反剩我在那兒畫毛主席像時，尚的工作就是打掃食堂內外的衛生，抹桌子，掃地和運垃圾等等。我畫的那幅毛主席像有半壁大，是我這輩子畫的最大的一幅，是打格子放大畫的，我常常得退到賣飯菜的窗口觀看畫面效果，好及時修改。尚總是低著頭掃地或抹桌子，不敢看我，臉上是那種麻麻木木的表情，讓我極其同情。我在那裡畫了將近一個月，同她說話只有一次，那是我快要完成這幅毛主席像的前幾天，那天下著滂沱大雨，食堂內充滿一股油膩膩的豬油氣。中午吃飯的人剛走完，尚下身透濕地走了進來，她的褲腿都打濕了，腳上的一雙解放鞋還咕唧出水，那可是11月初冬的日子，我一連聽見她打了幾個噴嚏。

　　「尚青青，」我終於克制不住自己感情地走上去，她抬起頭瞧著我神氣像條魚，我臉頓時血紅，聲音都啞了，「你回去換雙套鞋羅，」我說，「你會病了去。」她看著我，沒說話，她又低下頭掃地，隨後她走出食堂消失在雨霧中。後來的幾天她都沒有來打掃衛生，她病了，代替她的是個白髮老頭。後來，我完成了畫像，過了兩天來拿錢時尚青青又在食堂裡抹桌子掃地了。那天上午我去找他們革委會伍主任批條子，伍主任一個飽嗝打給我，「你來得正好，」伍主任嚴肅地說，「夥計，你的畫有點問題。」我想不出會有什麼問題，「除非是反革命分子搞的破壞，」我說。伍主任瞟我一眼，「在我們商業局的黑五類裡還沒有一個不怕人民的鐵拳的。」他說，「問題是出在你自己手上。」「不可能。」我說。伍主任霍地起了身，「來，我們去看。」他先我一步出門，我跟著他，一路上又有幾個人加入了我們的行列，於是一行人走進了食堂。伍主任對我那幅毛主席像指出的毛病，是我這一輩子也忘不掉的，因為他忠於得過了分。「你看，毛主席像，應該眉心，鼻子，下巴，領扣和第二粒扣子成一條直線。」他站在毛主席像前指手劃腳地說，「你沒畫直，這是路線問題，夥計。」他是指風紀扣，領扣和第二粒扣子這條線沒有對準鼻尖和眉心。我拿出毛主席像給他看，「又不是我沒對準，是像上沒對準，這我不能隨便改。」我說，這時我驀然又瞅見了尚青青，她望著我們。伍主任的臉掛不住了，「哦哦是這樣的。」

　　他感到自己丟了醜。後來他想在錢上面卡我一下，也讓我不痛快。

　　「好多錢？」回到他的辦公室後他問我。我說：「四百元。」「四百？」

　　他的眼鏡都從馬臉上掉了下來。他拾起眼鏡又說：「沒有那高吧？」

　　我瞥了眼牆上的毛主席像，「我是畫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在很多地方畫偉大領袖毛主席像，」我加重語氣說，「還從沒碰見過革命造反派在繪製領袖像的報酬上同我討價還價過！不信你可以去問。」

　　伍主任盯了我良久，忽然從抽屜裡拿出信紙和筆，伏在桌上寫道：「偉大領袖毛主席巨幅畫像繪製費四百元整。」

　　回到家裡，我把四百元錢塞進一隻爛紗襪子裡，又把襪子塞進舊套鞋裡，把套鞋扔在床鋪下。「我想那些紅衛兵小將總不會懷疑這只爛套鞋裡有名堂吧。」我對秋蘭說。次日秋蘭又把400元錢從套鞋裡拿出來，塞進一隻廢棄了的藕煤爐的夾層裡，用煤灰埋住，再把幾隻爛鞋子爛碗放在爐子上。這筆錢直到1975年才起出來用。當時已不興畫毛主席像了，當時我在工藝美術社畫蛋殼畫古色古香的花瓶和茶壺，工資是80元一月。這筆錢救了家雲一條生命。那年春天家雲患了急性肺炎，發高燒打擺子，全身摸起來燙手。我和秋蘭急急把女兒抱到三醫院，醫生說：「要先交200元住院費。」我感到一種茫然，我的工資是80元，秋蘭是36元一月，活得還是比較寬鬆（那個時候生活水平仍很低），但也沒有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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