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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我們農場什麼人才都有，就缺你這種能畫擅寫又能唱的人，想你留下來工作。」「我不留下，」我說，「我媽媽和妻子不會同意。」

　　「這你不要擔心，我們會去做工作，場領導專門開了個會，決定重新起用你做幹部……」「最好莫，」我不想聽他說下去而打斷他說。

　　楊副場長板起了臉，審犯人樣盯緊我，「你出去後是很難找到工作的，你信我的話嗎？」「我信！」我不在乎地說，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順便提一句，我在農場時楊副場長對我很客氣，給了我出入自由的方便。他是個正直的好幹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幾個勞改犯活活打死了。「好人的命總不濟，」這是作家老李的話。

　　老李身上有兩處槍傷，一處在腰上，那是日本鬼子留下的罪證；一處在下身，那是解放上海時給國民黨土兵瞄準打的，那歹毒的一槍幹掉了他一粒睾丸。作家老李的腳很大很寬，走路腳步又重，很費鞋子。勞改農場不是制鞋廠，不可能一雙又一雙地發給他鞋子。一雙新鞋常常只能穿十天半月就拿他那兩隻碩大的腳擠得五馬分屍了。冬天裡他常常是穿著自打的草鞋挑土，那兩隻大腳又紅又腫，生滿凍瘡，膿血直流，疼得他齜牙咧嘴，滿頭是一粒粒黑汗。我常常同情地大筆一揮，多為他畫幾個「正」字。我在農場的那兩個冬天都是修洞庭湖的防汛堤。逢到沒有畫和標語要寫的時候，我的工作就是縮在工棚旁背河風的地方，戴頂冬帽，用圍巾圍住脖子，手中捏支筆舒舒坦坦地給那些囚犯畫「正」字，挑一擔土畫一橫再挑一擔畫一豎，挑五擔就是一個「正」字。這是一件有油水可撈的美差，那些狡猾的犯人總是瞞著場幹部往我大衣裡塞幾包煙或半瓶酒，無非是請我畫「正」字時勤奮點。因為場幹部規定每人一天必須挑滿五十擔。在那段難忘的日子裡，我們囚室的煙酒都是我提供的。作家老李是個煙鬼，一天要抽包多煙，常常拿著犯人進貢給我的煙不做煙抽，一手夾一根吸著。那些刑事犯也不知是從什麼途徑弄來的煙酒，總是往我棉大衣裡塞，沖我媚笑。順便說一句，若我信了楊副場長的話留在農場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我無疑也給刑事犯們劈開了腦殼。記得一天下午我坐在堤下工棚旁畫「正」字，剛起身走前兩步（打算把一個犯人塞給我的半瓶酒給老李暖暖身子），身後工棚「轟鹵一聲巨響，整個工棚傾塌的位置正是剛才我坐的地方。工棚頂上碼著五噸水泥，若是我晚離開三秒鐘，就是有三頭六臂也將給砸成爛泥巴。作家老李丟下擔子跑過來，把他那粗糙的大手放到我肩上，捏了捏我肩頭，「你真命大，天老爺有眼，這你應該看出來了。」我瞧著身後倒塌的工棚，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我確實命大。

　　我常常想我活著毫無意義，我畫畫與他人無關痛癢。我絲毫不能給人快活。我侄兒國榮卻能。他在馬來西亞有兩個大商場和一棟大廈，在泰國和印度尼西亞都有商場和公司，他養著三千多人，他能讓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發財，他想要誰當經理就可以提拔誰當經理，他可以讓人感激涕零。他脾氣不好的時候也可以讓人破產。他是馬來西亞廣達旅遊服務有限公司至高無上的活神。

　　他還只30幾歲，活得很夠勁。

　　我30幾歲卻是個疲於奔命的畫匠，穿著汽車司機那種藍工作服，拎著爛油畫箱，像個漆匠，到處畫毛澤東像，站在腳手架上，一絲不苟地畫著，汗水涔涔。話說回來，畫毛主席像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件最幸福的事，它可以使我大把大把地撈錢。1966·67、68、69、70這5年裡，我平均每月的工資少說也有六百元，若是把那些錢存起來，我提前十年就成了「萬元戶」。但我沒法存，因為紅衛兵小將和街道上的造反派知道我勞改過，還出身地主，常常對我進行突然襲擊。1967年某月的一個寒夜，長沙市二中的紅衛兵小將突然包圍了我家，刀槍閃晃，破門而入，把我，秋蘭和母親從床上吼起來，命令我們立正站在屋中央，還必須把兩手的中指貼緊褲縫。他們翻箱倒櫃，把我舅舅遺留下的老式架子床拆開，鋸斷，看是不是藏有金條。最後他們在廚房裡找到了錢。他們因找不到金條，找不到「變天帳」，其中一個傢伙發脾氣地一腳踹翻了放在碗櫃下的一隻綠罎子，還極不解恨地一榔頭砸在壇肚上，罎子破了，一疊疊拾圓的鈔票顯了出來。「這你怎麼解釋？」那位小將大步走攏來，目光如炬地問我。我說這是畫偉大領袖毛主席像所獲的報酬。他們要把我帶走，我說：「明天我要去市公安局畫毛主席像，你們把我抓走，市公安局的找來，會說你們不是真愛毛主席，市公安局的禮堂裡急需要幅毛主席像。」他們遲疑了，他們罵了我幾句，要我老老實實好好生生地畫毛主席像，然後他們走了，那筆錢當然也帶走了，說是沒收做活動經費。

　　我記得是4500塊錢。

　　我學乖了。我賺了錢就用。我把十塊錢當一塊錢用。那時候十塊錢能使人活上一個月，我卻在一天中花掉幾十。那幾年我的苦惱是怎樣把錢用完。我把過作家老李500元錢，還寄給他過500元錢；把過街坊一個拖兒帶女的大嫂300元錢，把過另一街坊200元錢。我把過很多人錢，有不少是我瞧著可憐的陌生人。我像大亨二樣樂於施捨。那時候畫毛主席像錢給少了就意味著對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現在的年輕人當然不會明白。我畫了許許多多幅大型毛主席像，沒一幅低於過100元的，最高的達500元一幅。當時人均生活費12元一月就夠了，一個學徒的月薪18元，省委書記張平化也只200元一月。我是三個省委書記的收入。我是文化大革命的局外人。那些年凡是我所認識的好人都挨過鬥，挨過整，挨過牛皮帶抽打。我在那些年除了被紅衛兵小將抄過幾回家外，一切都很自在。畫主席像是我的專長。那個年代街道上常常組織「二十一種人」辦學習班，一邊把「黑五類」揪到臺上批鬥，我既屬￿二十一種人又屬￿黑五類（我是地主出身兼反革命），按說我應該在文化大革命中九死一生，那種時刻要自我反省自我交代和檢舉揭發的學習班可以把人折騰得人不人鬼不鬼死去活來的，我卻輕易地躲過了。每次居委會主任來通知我學習，我總是借著畫毛主席像的由頭一走了之，誰也不敢阻擋我去做最神聖的事－－畫毛主席像。

　　我要感謝我學的這門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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