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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書——
詩人郭小川在政治運動中的另類文字》簡介：本書獻給不願出
賣自己，堅守社會良知的人們 面對詩人郭小川的檢討書，——一個曾經給過我們
無盡激情與夢想的戰士詩人郭小川的另類文字，你會感受到重壓下良知的沉重呻吟，
混沌中真誠的無力掙扎，和思想暴力下人格被摧折時的嘎嘎作響，此時，你是否會
認為，我們的民族大需要作一次文化大檢討了？！
１９１９年郭小川出生于一個知識分子家庭
１９３６年開始發表詩作
１９３７年正式轉為中共黨員
１９３９年任王震將軍機要秘書
１９４９年任《天津日報》編委
１９５３年調任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
１９５５年參加整理胡風案反黨材料
１９５６年調任中國作協秘書長
１９５７年為作協反右派組織者之一
１９５８年籌備並參加亞非作家會議
１９５９年成為作協重點批判對象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初，作協全力開展反右傾鬥爭。１０月２０至１１月初，郭
小川一口氣寫了大小十篇反右傾文章。１１月，郭小川本人被批判。１１月２５日
在對他的第一次批判會上，他宣讀了第一份檢討書；１２月遞交了第二次「 補充
檢查」……
多少年來，我都被當成好幹部，受到信任和讚揚，只是到了作家協會，總是受
到指責，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過去，我一直不敢正視我這種陰暗心情，總以為開
朗，有話就說，說完就算了，別的同志批評我，不記恨在心裡，現在看來，這是一
種掩耳盜鈴的態度。這些正確的批評，不僅是我更強烈地要求離開作協的一個原因，
而是應該看做引起我對黨不滿的開始。
我的這種對黨不滿，到了１９５６秋天，又集中地表現在《山中》這首詩上。
８月間，默涵、光年、白羽和我住在西山，當時是黨交給我們考慮文藝工作的任務
的。我住在那裡，也想不出主意，情緒極端不安，我覺得，我不是搞理論的，讓我
搞這些事簡直是浪費時間。有一個晚上，我就在一個本子上，寫了好幾個 「我要
下去啦」，以後到１０月間寫成了《山中》一詩。這首詩的寓意，完全表現了對黨
所交給我的政治任務的抵觸情緒。我心想，我已經到作協一年了，再不讓我離開，
我簡直不能忍耐了。這種陰暗的心情，在詩中發洩盡致。我在詩裡說：「這兒不是
戰士長住久居的地方」，「在這兒呆久了，我不免憂傷」。「這兒 」是哪兒呢？
當然是北京的機關，從此也可以看出我的不滿情緒到了怎樣的程度。王亞凡同志說：
我在《霧中》一詩的注上和《月下集》序言中「向群眾訴苦」 ，「向黨伸手」，
實際上這首詩已經是「訴苦」和「伸手」了。
《一個和八個》，這是我在思想上和行動上的一次反黨的罪惡，無疑是隱藏在
我思想深處的陰暗思想的總暴露，是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總暴露，是當時修正主
義思潮對我的影響的總暴露。第一，我對肅反是有陰暗心理的，在延安搶救運動時，
我因為幼稚、糊塗，自己抓來一頂帽子。由此，我表面上是毫無怨言的，而且不願
暴露，可是，當有人和我談起這些事，我也覺得，當時雖是我糊塗，但也是環境造
成的，別人把我們搞糊塗了。因此，我們幾個同志（蔡天心、陳振球等）後來談起，
總認為當時領導我們的閻達開同志（現在河北省委）要負責任。實際上是對黨的一
種不滿情緒。此外，當別的同志和我談起延安審幹和搶救運動，為了被審查而發牢
騷時，我也往往表示同情的態度，勸他們不要埋怨，自己人的事，錯了也沒有關係。
這種態度和勸說的前提，實際上是延安審幹搞錯了。因此，在今年聽到少奇同志廬
山講話錄音，說到：「延安審幹即使百分之九十戴錯了帽子，也仍是基本正確的。」
（大意）我當時覺得非常正確也非常新鮮，可見我以前在思想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在理論上，在口頭上，我當然是擁護肅反的，但在我內心深處，在感情上，還是延
安的老觀念，以為搞錯了一些「好人」 ，心中同情，卻不去想這些人是什麼人，
什麼階級，什麼具體情況，而一古腦兒把戴帽子的錯誤全算到黨的賬上。這種陰暗
的思想，在這首詩裡直接地起了作用。這首詩，就是為那些被肅過的人作辯護。第
二，我的自我擴張到了嚴重的地步。由於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我一直是散漫、缺
乏組織性紀律性的，戰爭時期好一點，解放以來，由於一帆風順，便過高地估計自
己，不能聽取批評，不能作黨的馴服工具，到了１９５６年寫出一些作品受到某些
喝彩之後，便更加驕傲自滿起來。如同在這首詩中所表現出來的那樣，反黨分子王
金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也是我自己的寫照。這個人可以敵我不分，向敵人訴苦，
對於黨的審查，暴跳如雷，把個人看成「超人」，強調自己的所謂「人格力量」和
「主觀戰鬥精神」。從這裡，可以深刻地看到個人主義與各種最反動的思想觀點的
聯繫。由於個人主義的發展，便自動地投到尼采哲學、胡風思想和甘地哲學的門下。
第三，這時期，我對黨已經有了更多的不滿，我要離開作家協會，拒絕黨所交付的
政治任務，黨不允許，我是不滿的，才會歌頌像王金這樣的反黨「英雄」，才把黨
的幹部醜化，才忍心對我們的幹部進行惡毒的諷刺。第四，人性論的觀點在這首詩
中達到極點……
給劉白羽信。６月間，給白羽同志那封信，標誌著我的個人主義的爆發，公然
與黨對抗。這個問題，同志們批判得很深刻，我不多說了。我只想指出：這是我的
個人主義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不爆發是不可能的。那些天，我的思想非常壞，我
甚至想即使受點處分，也在所不惜，只要下去，我都值得。同時，那時我還有一種
陰暗的想法，覺得黨不那麼重視我了，連荃麟同志都不像從前那樣信任我；但我是
一個好黨員，對党忠心耿耿，不但在創作上有「才能」，而且在組織工作上也有
「才能」。《伯樂與千里馬》就是在這種極端惡劣的思想情緒下寫成的。在同一思
想支配下，我還在《月下集》序言和《霧中》的小注中發洩了這種情緒。這的確都
是「向群眾訴黨的苦」，這已經發展得不像個黨員了。
實際上，我的理論水平很低，邏輯能力很差，我起草的文件都是粗糙得很的，
這到底有多少真正的才能，是很容易看清的。至於創作，更談不上才能。現在看來，
我只能抒一點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情，根本不會抒人民之情。我的那些作品，
的確是亂七八糟的，前些時看了，實在不忍卒讀。大家為了鼓勵我舉出的《向困難
進軍》，就是自我擴張最嚴重的一篇，而且這些東西既不民族化，又不群眾化。
我是有野心的。一是文學上，我注目的是當個大作家；一是從黨務工作上發展，
注目的是有更高的職位。前幾年，還有個從研究工作上發展，注目的是當理論家，
這幾年不想了，因為覺得這方面不行。這的確是野心家的道路，如任其發展下去，
的確是萬分危險的。
據批判過郭小川的人說，在批判大會上，郭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有想
不通的地方，我回去再考慮一下。」他考慮的結果是什麼呢？在這份名為「第二次
補充檢查」中我們發現了，那就是徹底放棄抵抗。這份檢查與其說是他自己寫的，
不如說是他抄襲了批判會上批判者的發言更準確，他把批判者拋出的種種帽子統統
拿來，扣在了自己的頭上，而他自己甚至包括批判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冤枉的。
１９６２年郭小川調人民日報社任記者
１９６６年被批判鬥爭、靠邊站
１９６８年被揪回作協批判、蹲牛棚
１９７０年下放湖北咸寧五七幹校
１９７３年被江青誣為修正主義分子
１９７４年因林彪案被隔離審查
１９７５年致胡喬木「萬言書」
１９７６年因吸煙失火窒息身亡
生前出版詩集１０部
摘自《檢討書—— 詩人郭小川在政治運動中的另類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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