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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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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哥哥王元慶在最近給他的一封信上所寫的話。

  每隔一段時間,元慶就會給他寄來一封信。這些文字用小楷抄在一張宣紙信箋上。豎寫。字跡雋秀,一筆不苟。雖說文字之間缺乏應有的邏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哥哥目前思想的悸動。端午憑藉這些警句格言式的瘋話,也能對哥哥的精神病發展到了怎樣的程度,進行判斷和監控。

  他們是同母異父的兄弟。元慶的父親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一次群體性械鬥事件中,失足墜崖而死。關於事件的細節,端午所知不多。據母親說,元慶的父親是一個聰明絕頂的木匠。話不多。一生中說過的話,加起來還不如她一個晚上說的多。出事前不久,他給村裡的一戶人家打了一張婚床,同時,給另一戶人家打了一副棺材。按照迷信的說法,這被認為犯了忌。

  王元慶繼承了父親的聰慧和沉默寡言,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讓人有點不解的是,他的秉性中的異想天開和行為乖張,竟然與譚功達如出一轍。他們畢竟沒有血緣關係,而且,元慶與譚功達也並無太多的接觸(後者生命的最後十年是在監獄中度過的)。母親將這一切都歸咎於上天的安排。這使她更有理由日夜詛咒那個陰魂不散的瘋子,並一直拒絕在清明節給他上墳掃墓。

  元慶多少有點戲劇性的經歷,足以列入地方誌的《奇人傳》。可事實上,端午對哥哥瞭解甚少。

  在寂靜而漫長的小學和中學時代,「拖油瓶」這個綽號一直跟元慶如影隨形,如音隨身,直至被另一個綽號徹底覆蓋,那就是「天才」。全縣作文競賽一等獎的證書,讓母親高興不起來,反而讓她憂心忡忡。在高二那一年,他所寫的一個獨幕劇,被梅城縣錫劇團搬上了舞臺,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

  可元慶不久以後就因肝炎輟學了。

  母親在元慶病癒後,讓他跟一個瘸腿的福建裁縫學習縫紉。梅城中學的教導主任三番五次地光顧他的裁縫鋪。他可不是來找元慶量身裁衣的,而是希望他重返校園。因為根據他剛剛掌握的小道消息,中斷了十年之久的全國高考,將在一九七七年恢復。他甚至向元慶母親暗示,要將自己最漂亮的二女兒嫁給元慶,以換取她同意元慶參加高考的允諾。見識短淺的母親當然不為所動。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元慶作為一名裁縫的名望,已經開始給她帶來數額不小且相當穩定的收入。母親當時最大的夢想,就是盼望大兒子有朝一日將裁縫鋪從福建瘸子的手裡盤過來,自立門戶。很快,福建瘸子就「很識趣」地因心肌梗塞而猝死。可元慶也隨之對裁縫這一行當失去了原有的興趣。

  元慶開始和縣城裡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用自己改裝的短波收音機收聽「美國之音」和鄧麗君。有的時候,一連數天夜不歸宿。後來,他乾脆從眾人的視線中消失了,直到公安機關將他們的那個自以為是的「秘密組織」一舉破獲,把他從南京押回梅城。

  母親還得透過那個「死鬼」譚功達的生前好友,去相關部門疏通關節,最後勉強使元慶「免於處置」。

  當時,元慶的第一首詩已在《青春》雜誌發表。這首詩在端午讀書的那所中學悄悄地流傳,附帶著也使端午異想天開的寫詩衝動變得新鮮而迫切。他們同住一個屋簷下,但兄弟倆很少交談。王元慶那洞悉一切的清澈目光,也很少在弟弟身上停留。因此,他無從得知譚端午對他深入骨髓的崇拜,也無從知道弟弟在暗中對他的一舉一動,都在刻意模仿。

  一九八一年,端午考取了上海一所大學的中文系。母親一高興,就有點犯糊塗。她問元慶,能不能抽時間,陪伴端午去上海的學校報到。上海那麼大,端午又從未出過遠門,她擔心他一下火車,就會被人販子拐跑。元慶倒也沒有明確拒絕,而是豎起食指,指著自己的鼻尖,像個小流氓似的向母親步步逼近。他向前邁一步,母親就向後退一步。

  什麼?你是說我?讓我?讓我陪他?去上海?

  一連串的疑問句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他性格中的褊狹和強烈的嫉妒心,終於露出了苗頭。

  有一年放暑假,端午從上海回到了梅城。哥哥正為他的長詩被編輯退回一事憤憤不平,就低聲下氣地將蠟印的詩稿拿給弟弟,請他提提意見。端午粗粗地翻閱一遍,很不恰當地直話直說:

  「不怪編輯。寫得很差。確實不值得發表。你寫的那些東西,確實,怎麼說呢?已經過時了。」

  「是這樣嗎?這麼說,我已經不行了?確實不行了嗎?」

  這句話不是當著端午的面說的,而是來自於隔壁洗手間。他一邊撒尿,一邊發出令人擔心的喃喃低語。

  從那以後,他日復一日地望著天花板,一言不發。王元慶急劇的衰老速度,一度甚至超過了母親。端午不假思索地說出的這番話,對元慶的打擊超過了他的預料。他甚至不再跟端午說話。等到母親終於弄清了兄弟倆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就用哀求的眼神迫使端午改口,對那首長詩重新估價,「反正說兩句好話,又不用花什麼力氣」。端午違心地使用了「傑作」「偉大」或「空前絕後」一類的字眼,但已為時太晚。

  九十年代中後期,元慶曾有過一段短暫的發跡史。他依靠倒賣鋼材起家,在梅城擁有了自己的成衣公司和一棟酒樓。隨後他開始涉足印刷和水泥業,公司總部也搬到了鶴浦的竇莊。他每年捐給學校和慈善機構的款項,動輒數百萬,可從來沒有給過端午一分錢。用元慶的話來說,那是出於對知識分子的尊重。

  這話怎麼聽,都有點不太入耳。

  後來,他遇到了四川人張有德。兩人合夥,把竇莊對面的村莊和大片土地整個盤了下來。這個村莊名叫花家舍。南邊臨湖,北邊就是鳳凰嶺,原本是一個大莊子,可近年來,隨著青壯年外出打工,這個地方日益變得荒涼而破敗。兩個人以十分低廉的價格將它租了下來,打算將它建成一個與世隔絕的獨立王國。

  元慶與合夥人對重建花家舍這個項目一拍即合。可是,在制訂獨立王國未來藍圖並設計它的功能的時候,兩個人產生了無法彌合的分歧,甚至連項目名稱都無法達成一致。合夥人醉心于水上遊樂項目,一心想打造依山傍水的高檔別墅區,或者乾脆開發娛樂業。原則只有一個:來錢快。他從四川招來了大批的川妹子,有意將花家舍改造為一個合法而隱蔽的銷金窟。張有德還給這個項目取了一個名字,就叫伊甸園。

  元慶更傾向於「花家舍公社」這個名稱。至於這個「公社」未來是個什麼樣子,元慶秘而不宣,端午也無從知曉。有一天晚上,一家人難得有機會聚在一起吃飯。元慶張口閉口不離花家舍。說起花家舍「大庇天下寒士」的宏偉遠景,新婚的家玉不客氣地打斷了大伯子的話,笑道:「你眼前就有兩個窮光蛋在這兒擺著,什麼時候也順便庇護一下子?」元慶自然沒有接話。

  哥哥和張有德終於鬧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凡是張有德堅持的,哥哥就堅決反對。反過來,也是一樣。元慶的身邊,也漸漸地聚起了一班人馬,都是當年「秘密組織」的骨幹。當時,這些人大都潦倒、失意,滿足于在老田主持的《鶴浦文藝》上發表一些「豆腐乾」文章,換點稿費貼補家用,對於金錢沒有什麼抵抗力。他們很快被張有德悉數收編,對哥哥反戈一擊,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元慶終於想到了弟弟。他曾找端午談過一次,勸他離開地方誌辦公室,跟他去花家舍「主持教育」,助他一臂之力。端午敷衍說,他要好好考慮一下,實際上也是一種委婉的拒絕。

  元慶似乎並不把他與張有德的分歧放在眼裡。他先後去了安徽的鳳陽、河南的新鄉和江蘇的華西,進行了幾個月的考察,結果讓他大失所望。他對於掛羊頭賣狗肉一類的勾當深惡痛絕。最後,他在日本的岩手縣,終於找到了一個差強人意的公社垘本。當他從日本回來,興致勃勃地向合夥人展示他所拍攝的照片時,後者已經在考慮如何說服元慶撤資了。

  張有德已找到了新的投資人。在元慶雲遊四方的同時,花家舍的拆遷事實上已經開始了。甚至,從新加坡請來的設計師已經畫出了施工草圖。四川人暗示元慶撤資,但沒有什麼效果。只得委婉地請出鶴浦市政府的一位秘書長,向元慶明確攤牌。王元慶當然一口回絕。他連夜找到了剛剛拿到律師執照的龐家玉,請她擔任自己的法律顧問,並商量提起訴訟。

  眼見得事情越鬧越大,張有德便在鶴浦最豪華的「芙蓉樓」,請元慶吃了一頓晚飯,履行「仁至義盡」的最後一個環節。兩個人最終還是不歡而散。家玉以法律顧問的身份,參加了那次晚宴。四川人在飯桌上的一番勸慰之詞,日後成了龐家玉訓斥自己丈夫時隨時引用的口頭禪:

  「老兄,你可以和我作對。沒關係。但請你記住,不要和整個時代作對!」

  接下來不久,一連串的怪事相繼發生。

  在戒備森嚴的公司總部,三個來歷不明的黑衣人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沖進了元慶的辦公室,打斷了他的兩根肋骨,迫使他在醫院住了四個月。

  他收到一封裝有獵槍子彈的恐嚇信。

  緊接著,王元慶莫名其妙地遭到了公安機關的逮捕,雖說兩天后被公安機關以「抓錯了人」為由平安釋放。

  元慶從看守所出來的當天晚上,就給合夥人張有德發了一封E-mail,誠懇地向對方表示,因為「資金周轉」及身體方面的原因,他宣佈退出花家舍項目。而張有德甚至都懶得去掩飾自己作為幕後指使人的角色。他的回信既張狂又露骨,只有短短的四個字:

  早該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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