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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這就是我日後反復尋思的一個癥結了。我不知道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它無法讓人理喻同時也無法讓人釋懷。它給人種種的暗示，它們全都讓人感到沉重。那個療養院，臨湖傍水。環境幽靜，是很適應人們捱過殘缺生命的最後一程的，實際上它的作用就是如此。在那裡面住著的，全都是被戰爭之手撕裂過的生命。他們肢體不全或者器髒不齊；他們躺在床上，有的終生再也不能坐起來，只能在天氣好的時候讓護理員抬到走廊下曬一曬太陽，就像翻曬一件一時用不著又不能丟掉的物品似的。四爺在戰爭中多次負傷，他有好幾次被子彈擊穿過，至於被彈片刮掉一塊肉這樣的輕彩，那就無計其數了。但是四爺的肢體是齊全的，他的器髒是齊全的，應該說，他是囫圇個兒地從戰爭中走出來的，他把自己關進榮軍療養院，和那些殘缺的生命關在一起，他是為了什麼呢？戰爭把他的什麼給打碎了、撕裂了、消解了呢？ 　　我後來知道，四爺三次被俘的事，頭兩次是他自己說出來的。沒有人知道在古浪城和遼縣的那個村莊裡發生了什麼，它們在消逝了的歷史中太普通太平常，而歷史從來就沒有把一個普通人的遭遇當成過一回事。只有四爺，只有他自己把它們當成了一回事，當成了委屈和恥辱。他實際上是吃了太多的苦。他的生命是在那些斑駁陸離的歷史中受到了輕薄和嘲弄。他因為獨自承受它們而觳觫不止。他把不說出它們來當成一種忘卻，他把說出它們來當成一種傾訴。 　　1953年6月，四爺和第H批志願軍戰俘一道回到了祖國。火車駛進安東的時候，所有的戰俘都流淚了，大家一起手挽手唱起軍歌，有的戰俘泣不成聲，哭得昏死過去。四爺是那種長久不能開口說話的人當中的一個。他的精神比身體更為虛弱。他在戰俘營的後期已經有些精神失常了。走出戰俘營和回到祖國這兩件事都讓他承受不住。他手中捏著半塊月餅，把自己貼在車窗玻璃上，一邊啜泣著，一邊貪婪地盯著窗外的田野看，然後他就把自己窩進窗簾中，慢慢蹲下去，揪著窗簾抽搐起肩膀來。 　　在後來的甄別過程中，四爺像個急於對母親傾訴的孩子似的把一切都說了出來，包括1936年在古浪和1938年在遼縣的兩次遭遇，四爺結結巴巴地講訴著。四爺真是一吐為快了。四爺講完之後就嚎陶大哭起來。他的那些同志們也哭。他們從來沒有想到一個人可以經歷和承受這麼多的苦難。他們為此忘記了自己經歷的折磨和屈辱。他們走過來，把四爺的肩膀摟住，大家就像一娘生的親兄弟一樣互相揩試起淚水來。 　　1969年的一天，我看見我的父親發了一通火，它和四爺的三次被俘經歷有關。父親當時被解職在家閒居，奶牛場的兩名幹部來外調四爺的情況，父親把他們給轟了出去。在轟他們出門之前，父親情緒激烈地沖他們嚷道：「我們這些人，我們誰的經歷簡單過？！我們想簡單我們能簡單嗎？！歷史是個求歷史！它把—切都弄得烏七八糟！你讓我們活在歷史中的這些人怎麼辦？！你怪得了誰？！」 　　四爺把說出他的歷史來當作一種傾訴。他不能承受生命中的這種黑色秘密。它們像噩夢一樣沉重地壓迫著他，使他喘不過氣來，他的傾訴是為了忘卻的傾訴。四爺是站在懸崖邊上的。他以為那些滾滾湧來的白雲是可親可信的，他毫不設防地朝那些白雲撲過去。他穿透白雲朝深淵跌下去的時候，心裡充滿了遭到遺棄與背叛的困惑和疼痛。對於四爺來說，他的歸宿只可能是一種了。 　　我在前面提到過，我說我不明白，我的父親為什麼要阻止四爺回到家鄉的土地上去。我這麼說，首先是我知道，1961年那一次四爺從貴州北上時，他本來是要回到東沖村去的，那才是他的目的。他在長沙下了火車，提著一件簡單的行李，像大多數行色匆匆疲憊不堪的旅客一樣走出車站廣場，他只是想看一看他在長沙工作和生活的一個侄兒以及他的孩子們，然後他會轉車繼續北上。長沙不是他生命的目的地。是我的父親用一次我們誰都不知道內容的談話終止了他的回鄉之行。我有一處偏執的認識，我認為四爺的一生中，有過三次重返家園的實踐，可三次都沒有成功，它們都是在半途中被遏制住了，而1961年的這一次，比1938年和1944年的兩次更具有終極阻止的意義。我這麼說的背景情況還有一點，那就是我知道很多事例，這些事例中的當事人全都是在戰爭中受到過程度不同傷害的人，他們當中有些是身體受到了損害，有的是信心、尊嚴和人格受到了損害，比如自悲、自暴自棄、孤僻、怯懦、絕望、暴戾，他們後來回到了家鄉，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土地上去，他們回去了，得到了撫慰，他們幾乎全都重新活過來了。我固執地認為，如是當年四爺真的回到了東沖村，回到了家鄉七彩的土地和如歌的山風中去，他一定會擺脫戰爭帶給他的那些深深的損傷，終究會快樂起來的，他甚至能夠恢復成家鄉土地上最好的種田人。但是沒有。 　　沒有。四爺最終沒有回到家鄉。他這一輩子都在朝著家鄉的方向走。他每一次都與家鄉擦身而過，失之交臂。他在晚年的時候，索性走進了榮軍療養院。在和平時代的一個角落裡，他把自己固定在戰爭最後的一點殘敗的記憶中了。我們知道，一個人在求生不得的時候往往索性求死，可是我們怎麼才能知道，一個人在什麼樣的狀態下才會不生不死的活著，而且把自己和家鄉對立起來呢？現在我們到了問題的關鍵之處，父親他為什麼要阻止四爺的歸去？有兩個最為可能的回答，前者是親情，後者是榮譽。 　　很長時間以來，我一直是相信前者的，也就是說，我是相信親情的。這一對年齡相仿的叔侄，這一對兒時親密的夥伴，他們是血脈相通、生命相系的。我相信父親在四爺到達長沙的那一天高興得都有點失態了。他大聲地吩咐勤務員去割肉沽酒，大聲地叫出我們兄弟妹妹來給四爺磕頭請安。他哈哈大笑著，用力拍著我們的屁股，像炫耀他的牲口似的把我們—一介紹給四爺過目。他在屋裡走過來走過去，不斷地碰倒桌椅板凳，他太興奮了。他是覺得他的另一條命被他意外地尋找到了。那天晚上，喝得微醺的父親和四爺關在父親的書房裡徹夜長談，他們談到了什麼呢？我相信談話的內容只會是親情。父親執意地挽留下四爺，全是出於親情。他不讓四爺回到家鄉的土地上去，因為那裡再沒有什麼直系親人，那裡太苦太窮，而我的父親，他是要把四爺供起來，供成老簡家最後的老佛爺，讓他的生命的後半截子裡，好好地享一把福。 　　我是在若干年後，在我成年之後才想到了後一種原因的。我們在漸漸長大之後會發現親情並不可靠，它們總是在用一種溫馨的面孔來欺騙我們，讓我們麻醉。但我們畢竟會覺醒過來。就像長大了的狐狸會被父母廝咬追趕到荒原中去，就像角馬父子會為爭奪同一個伴侶而大打出手，我們會為別的追求把親情丟棄在塵土和血泊之中，尤其在長大之後，我們自己也會變成追攆兒女的狐狸和與父親爭奪情侶的角馬。那一年我被要求填寫一份內容詳盡的家族檔案表，我第一次用排列法來總結我的那些家族的男性前輩，我為他們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性感到吃驚。……二爺簡乾通，1927年11月在黃安參加中國工農革命軍鄂東軍，1939年9月在晉西戰死；三爺簡乾人，1928年3月在木蘭山參加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七軍，1935年9月在南返草地時失蹤；大伯簡家豪，1930年6月在光山參加紅一軍，1934年4月在通江保衛戰中陣亡；二伯簡定傑，1931年4月在新集參加紅四軍，1937年2月在倪家營子戰役中陣亡；三伯簡定英，1932年3月在蘇家埠參加紅四軍，1939年2月在河南陣亡：…… 　　毫無疑問，我們老簡家的這些男性前輩，他們是那種傳統意義上的光榮的軍人。他們無論是對家族還是對軍隊，都是前僕者，都是壯士英烈，都足以令歷史生輝，今後來者驕傲。他們和四爺是完全不相同的兩種經歷者。四爺也是軍人，但是四爺是那種不稱職的軍人，因為他有過三次被俘的經歷，他的歷史就被玷得了，他的人生就被弄得極其複雜了，他在任何人面前都有一種不乾淨的感覺了。所有的人都可以蔑視他、唾棄他、主宰他，包括他的侄兒，我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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