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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九

只有一個人既沒有點頭哈腰，也沒有吸關山林帶回去的紅牡丹，他吸自己的煙葉子。這個人是大隊民兵連長關鬥。關鬥三十來歲，共產黨員，當過兵，是關山林的一個遠房外甥。關鬥低著頭吸他的煙葉子，吸得一頭雲霧。等關山林訓話訓夠了，關鬥就磕了磕煙袋開了口。關鬥說，二舅，您老也教導了，也罵了，您老教導得也對，罵得也對，但是共產黨講的是唯物，我們沒有把工作做好，讓鄉親們吃了苦，我們也是有唯物的。關山林轉過身來看關鬥，關山林說，你說有什麼唯物，你把你的唯物講出來，你若講出一個唯物來，我就不罵了，你若講不出個唯物來，我還罵，我不但罵，我還打你的屁股！關鬥坐直了，不是怕打屁股，是下決心把一肚子的苦水倒出來，若不倒出來，受委屈是小事，讓二舅認為共產黨員和共產黨員不是一個模子裡倒出來，不是同心同德的優秀分子，那也是給党抹了黑。 　　關鬥說，二舅，不是我們不下力氣，不是我們不給你們這些老輩兒長臉，不是我們不想讓鄉親們過上富裕日子，我們也是拼足了力氣，我們恨不得都把自己當做牛，我們有時候都想哭，都想打個包裹背上走人，躲出去不見人。但光有這份心有什麼用？光有這份羞恥有什麼用？它能擋著什麼？二舅你老不知道我們有多麼難，我們難，我們田少地瘦，我們勞動力都被征去圍堰去了，我們早了澇了弄不到機器抽水，我們地裡的苗黃了弄不到錢買化肥，大人娃娃肚裡沒糧食，尿出的尿都沒臊味，沒肥勁，只能看著苗兒一日一日地黃下去，黃成一把引火的柴草，我們就去找管理區，求管理區撥一點兒化肥給我們。 　　可管理區說化肥要指標，沒有我們大隊的指標。我們大隊的幹部一起在那裡下跪了，我們想跪也得為鄉親們跪回兩斤化肥來。可沒有，我們沒有跪回來，別說兩斤，連二兩都沒有跪回來，我們是白跪了，我們那天很晚才回來，我們在烷子外面轉悠，直轉悠到天黑，我們是沒臉見鄉親們呀！二舅您想想，您想想二舅，我們能怎麼樣？您讓我們能怎麼樣？我們當的是鄉親們的幹部，我們稍有半點兒辦法，也不能讓鄉親們苦著，我們都恨不得把自己零割了細碎著賣掉！可就算這樣，就算能剁出百十斤人肉來，又能賣給誰去？二舅您說我們賣給誰去？！關鬥說著，六尺高的漢子竟然眼裡有了淚水，在眼眶裡噙著沒能噙住，撲籟籟地滾落下來。 　　關山林怔在那裡，出聲不得。他帶去的煙已經被抽完了，一屋子的煙將他緊緊地籠罩住，沒有了煙抽的鄉親們將他緊緊地籠罩住，憋得他連氣都喘不過來。他那特大的頭顱上開始冒出縷縷的熱氣來，他的印堂間開始燒出火苗來，他腰杆筆直地端坐在那裡，端坐在煙霧之中，端坐在他的鄉親們之中，一動不動。關鬥抽泣了一會兒不抽泣了，抬起頭來看著他，別的人也抬起頭來看著他。他們不是在看，他們是在聽，他們聽見關山林的身上，先是兩隻手，接著是腿，然後是腰杆和脊樑間，嘎吧嘎吧地發出骨關節錯動的聲響，那些聲音越來越響，越來越響，到後來，連他們坐著的這間屋子都給震動得搖晃起來了。 　　五十噸日本尿素在運往管理區的途中被一大群手執扁擔打材的農隊劫住了。司機從駕駛室裡伸出頭來大聲喊，幹什麼？你們要幹什麼？你們瘋啦！沒有人聽他的，那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農村人舉著扁擔挑著籮筐沒命地往前擁，從車上拖下成袋的化肥再把它們運走。在整個事件中指揮者只有一個人，那就是關山林。 　　老區永遠都是貧困潦倒，貞潔似的守護著它的這一份榮譽了。整整兩代人提著腦袋搏命廝殺，幾十萬人的生命轟然倒下，把他們燒成灰，灑進大地裡，再貧瘠的土地也是可以變得肥沃起來的，老區人直到如今仍然在餓肚子這是說到天上也說不過去的道理。但這並不是關山林指揮這場搶劫化肥車的理論依據。關山林沒有理論，他只有幾十年屢試不爽的經驗，那就是革命靠自覺。關山林從心底深處痛恨家鄉人那種與前輩完全不同的逆來順受和心平氣和，關山林怒其不爭。打仗死掉了幾十萬人，難道造反的骨氣也死掉了嗎？既然管理區的那些土皇帝們不把化肥指標分給咱們，那就搶嘛！ 　　幾百名臉上塗著鍋底黑的農民突然之間出現在公路兩旁，令司機和押送化肥的管理區技術員大驚失色，他們怎麼也不會相信，打死也不會相信，在共產黨領導的地方會出現這種揭竿而起攔路行劫的暴民行為。關山林像指揮一場戰鬥一樣向大隊幹部佈置了這場化肥劫案。一輛牛拉車歪倒在公路當中，趕牛車的小夥子躺在車上呼呼大睡，長長一溜運送化肥的卡車只能停下來。司機目瞪口呆地看著瘋了似的農民一擁而上，身手矯健地攀上汽車，踢死豬娃似的往車上踢化肥袋子，車下的人則分工明確，配合默契，肩扛籮挑，迅速將戰利品運下公路，順著羊腸一般的田埂小路消失掉。空氣中彌漫著一股濃烈刺鼻的尿素味，同時彌漫著老區久違了的同仇敵汽的精神。 　　司機如果對歷史稍微有點兒興趣就會發現，這個場面和幾十年前發生在這一帶的眾多事件有著十分相似的共同處，他還會由此領悟一個道理，農民一旦真正被組織起來，煽動起來，就會發揮出最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遺憾的是司機根本沒能領悟這一點兒，除了節油標兵之外，他在哪一方面都表現平平。他只會一個勁地在那裡喊，你們要幹什麼？你們瘋啦？沒人理會他，人們全都處在一種極端的興奮和突然產生的責任感中，唯恐做了群眾運動的落後分子。司機後來不喊了，他的嗓子有點兒痛，風使他連續地咳嗽起來，他覺得喊也是白喊，他阻止不住什麼，正在發生著的一切顯然在一開始就被什麼人決定下來了。司機並不知道，此刻，在遠離公路幾百米的一個高地上，一個指揮過數百場戰鬥的職業軍人正披著一襲英國呢大衣冷靜地注視著一切。那個軍人腰杆筆挺地站立在那裡，腳下踏著一片盛開著的鵝舌草。當兩輛五噸裝的卡車被卸運一空之後，他在心裡對自己說，這場戰鬥應該結束了。他轉過頭來輕輕地對站在身邊的大隊民兵連長關鬥說，通知他們，撤出戰場。 　　關山林把家安在了湖北洪湖，安在了他的老家。關山林的樣子，是要做永遠的匿居，像一頭走進森林腹地等待著生命最後日子的老象。他不止一次地對人提到他現在是在等死——他認為這是安度晚年最準確的說法。他在說到「等死」這個詞時神態安然，甚至哈哈大笑。他把全家都遷回鄉下來了，從此再也閉口不提要求重新工作的事。他起床、吃飯、上街和隨便什麼人聊天、回家睡覺，晨起暮息，樣子十分滿足，生活頗有規律。人們都覺得他是一個少年出家歷盡滄桑，晚年歸來養老的寓公，奔波到頭了，革命徹底了，心如止水了。只有烏雲知道，人們的想法是錯誤的。關山林的心沒有死，他的心永遠不會死，在他的胸膛後面，仍然有一顆頑強的火星棲伏在那裡，它沒有熄滅，永遠也不會熄滅。有一個細節只有烏雲一個人留了心。 　　關山林為自己訂了大量的報紙，從《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到《參考消息》，差不多有七八份之多。關山林每天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那些報紙上。關山林看報不像多數人那樣只看標題和感興趣的文章，他是從一版到四版，每一篇文章都要認真讀完的。他讀報讀得很仔細，你把它叫做閱讀，不如叫做研究。實際上他就是在研究。他把他認為是重要的文章用紅藍鉛筆勾出來，標上「此處全家一閱」，「如此動向」，「發人深思」之類的眉批。他的情緒是隨著報紙報道的消息而變化的。如果國內國際的形勢一派大好，那麼他那段時間就會表現得很安靜，不聲不響，安靜久了，就會閑豹似地打一個哈欠；安靜得再久了，就會困豹似的變得煩躁不寧。如果國內國際的形勢有個風吹草動，他的情緒波動就會很大，興奮、激動、焦灼、渴盼。那段時間他花在報紙上的精力就會多得多，報紙上出現的粗重的眉批也會多得多。這一點兒也許可以瞞過別人，卻瞞不過烏雲，烏雲太清楚那頭躺在老巢裡伸著懶腰打著哈欠的老豹子覬覦的是什麼了。 　　烏雲對此一字不提，她就像什麼事都不知道似的，她就把它當作他閑得太久太無聊而自己創造出來的遊戲。當然，關山林並不僅僅是看報，報紙是必不可少的，但看報看久了，總有一種紙上春秋的感覺。關山林還有行動，最有說服力的行動之一，就是把老四關湘陽送去當了兵。1977年，關湘陽高中畢了業。這一年國家恢復高考制，湘陽學習成績不錯，又是從城市轉學來的，基礎扎實，學校寄期望于他這個高材生，希望他能考上大學，為本縣爭光。可是關山林卻不讓湘陽考大學，他要兒子去部隊當兵。在這方面關山林的態度十分固執。烏雲為這事和關山林吵了好幾架。烏雲是希望兒子能念大學的。但吵歸吵，在原則性問題上，關山林一向不會妥協讓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不惜為此打一場全面的戰爭。他打了，他贏了。1977年冬天，十七歲的關湘陽應徵入伍，成了武漢軍區某坦克部隊的一名新兵。 　　關山林就是這麼主宰著這個家，在他年屆七十的時候，他仍然雄心不眠，寶刀不老，直到有一天，他在報紙上看到中國軍隊在廣西雲南前線對越南軍隊的挑釁進行全面反擊的消息時，他仍然興奮不已。他丟開報紙，站起來，背著手在房間裡大步地來回走動。他在窗前站下，目光炯炯地看著遠處起伏的山巒。他朝身邊的桌子用力擊了一掌，把從門口走過的朱媽嚇了一跳。朱媽聽見關山林一個人在他的房間裡大聲地說，打！狠狠地打這些狗日的！朱媽不知道他是在對誰發火，對誰下這個命令，他究竟要打誰？朱媽躡手躡腳地走過去，探頭朝屋裡看了看。屋裡只有關山林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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