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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那一年的陽光十分充足，十幾把鋒快的鐮刀晝夜不息地割刈也沒能抵擋住見天熟透的穀粒一片片地灑落在泥裡。主人十分焦急，趕著一家老小和十幾個雇工沒日沒夜地忙活在地裡。人們瘋了似地用鋼鐮割倒稻秸，把它們拉屎似的東一堆西一堆扛進曬壩。那些天曬壩裡黃塵滾滾，慄濛然不見天日。人們大顆大顆地淌著汗水，不停地咳嗽，朝糧食堆裡吐痰。主人站在地壟邊大聲地吆喝著：「夥計們，盡力割呀！今晚有燒酒蒸肉犒勞！」主人說話算話，當晚果然就有燒酒蒸肉。醇香的燒酒裡兌了不少水，喝起來甜絲絲的像是浸泡過麥芽，讓人止不住地一邊喝一邊打噴嚏。雇工們都說酒是好酒。可是主人卻不該讓大夥兒吃蒸肉。不是大夥兒不想吃，相反的，大家都非常想吃，簡直想吃極了。並不是一年到頭都可以吃到蒸肉的，也不是每一家都可以端出蒸肉這道菜的。但是主人確實不該把那樣的蒸肉端出來給雇工們吃。蒸肉一塊塊足有四指膘，白花花顫巍巍臥在噴香的霉乾菜上，讓喝酒的人眼珠子一個個幾乎掉了出來。雇工們整齊地咳起嗽來，把嘴裡的燒酒咳得像下雨一樣。主人熱情地說：「吃吧，快吃吧。」大夥兒就迫不及待地伸出筷子。慌亂中好幾雙筷子在空中碰到一起，弄得吱哩哢嚓一陣亂響。主人的兩個兒媳婦在一旁看了，躲到一旁嗤嗤地笑。父親在忙亂之中挾到了一筷子乾巴巴的霉乾菜，這使他十分沮喪。父親的第二筷子準確多了。父親當時想，他的速度比打人們慢了一拍，等於他吃完第一塊肉，別人就該吃第二塊肉了，這個念頭讓父親在一瞬間顯得灰心失望。可是父親並沒有在吃第二塊肉的時候趕上大家。父親並沒有吃第二塊肉。父親連第一塊肉也沒能吃下。並非父親一個人，所有的雇工都沒能對付了他們挾進自己碗裡的那塊肉。那碗樣子十分誘人的蒸肉根本就沒有蒸熟，它只不過是被主人象徵性地放在蒸籠裡蒸了一下，完全還是生豬肉。主人笑眯眯地站在一旁招呼說：「吃呀，怎麼不吃了？都愣著做什麼，都吃。這足足一碗肉，夠你們撐的。」雇工中打頭的臉上帶著尷尬的笑代表大家對主人說：「七爹，不是我們不吃，我們想吃。我們想吃但沒法吃。肉沒爛呢。」主人聽了很生氣。主人說：「這是什麼話。你這是什麼話。肉當然沒有爛。肉當然不能爛。肉怎麼能爛呢？要爛了，你們這些饞鬼，你們尋思一下也是不會的，叼住就滑溜進肚裡了，哪裡會知道肉是什麼樣的味道呢？」 　　父親從來沒有說過那塊嚼不爛的生豬肉是促使他造反的原因，這只不過是我的猜測。1932年秋天被還鄉團通緝追殺的不只是我父親一家人，還有不少人名字都在名單上，這些人中間有一些人並沒有逃走，他們在別的什麼地方躲上幾天，到來年開春的時候就陸陸續續地回去了。他們中間有些人至今還好好地活著。父親跑出家去參加紅軍，肯定有著類似自尊心受到了強烈傷害的原因。事過五十年之後，我隨父親回到順河老家，父親帶著我去拜訪過一位老人。老人是我家一位親戚，論輩分我該叫七爺。七爺的綽號叫「地主」，因為他在五十多年前曾當過紅四軍經營處的軍需主任，管過整籮的銀洋和煙土，大家就這麼叫他。1932年秋天七爺隨撤退的隊伍走出了幾百里地，他放心不下將要臨產的妻子，心裡惦念著妻子給他生兒子還是生丫頭，又跑了回來。七爺並沒有被殺死，以後就守著老婆孩子種地過日子，一過就是五十年。我隨父親去看七爺的時候七爺正蹲在屋簷下挖鼻屎，唾水拉長線似地糊了一身。一個五十歲左右猥瑣的漢子抱著一隻雞婆在捉雞蝨子，看見我們走來就傻乎乎地沖我們笑。我想他大概就是七爺當年放心不下的那個寶貝兒子吧。 　　在我們那個家族中，父親是加入鬧紅隊伍中年紀最小的，他只是看到他的兩個哥哥，幾個叔伯堂兄和他的七叔都這麼忙碌著，他們在腰裡紮著子彈袋的樣子十分威武。父親作為一個正在長大的男人是十分羡慕這份威武的。 　　我的大伯是東沖村的村蘇維埃主席，三次反圍剿的時候帶著村赤衛隊參加了紅軍，成為一名紅軍營長。我的二伯是麻城縣獨立團的敵工幹事，專幹鏟奸肅反的事，兩年後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也成了肅反的對象，做了自己同志的刀下之鬼。 　　大伯隨著紅四軍撤離了鄂豫皖蘇區，同時走的還有那幾位堂伯堂叔，二伯的獨立團此時正急急地躲進楊真山中。乘順區滿是穿著狗屎黃軍裝的皖系十七師的兵，還有頭上纏著紅布條的河南光山楊大山的三槍會會眾。十七師的兵和三槍會的人在進入乘順的當天就大開殺戒，到次年開春時整個乘順地區有十幾萬人被殺掉，被殺掉的人有時候沒人收屍，就被拋入舉水河中喂了魚，有人親眼看到舉水河中躍出足有小牛犢大的魚來。 　　一位親戚從鎮上看女兒回到村裡，帶回了對東沖村三十八名紅匪通緝的消息，我的大伯是頭一個，二伯和父親都在其中，懸賞的價碼足以讓任何一個種田人動心。父親當天夜裡離開了家鄉，想投奔他的大哥。他第八天追上了紅四軍，成為軍部手槍隊的一名戰士。父親卻最終沒有見到他的大哥。一九三三年三月，在巴中保衛戰中，大伯奉命帶一個營馳援，死在戰場上了。 　　父親也沒有再見到我的爺爺。1950年當父親懷裡揣著一遝銀元坐著一隻小船渡過舉水河，踏上家鄉的小路時，我爺爺的墳頭已經開過一茬白色的苦艾花了。 　　父親的倔強脾氣使我們一家人都吃盡了苦頭，尤其是他偏狹的戀鄉情結，幾乎毀了我的整個前途。 　　父親在他休息後的第十五個年頭開始念叨他的「歸去來兮」經。在這之前，他一直沒有放棄過重新工作的期望。他一直以為那一紙休息的命令只是暫時的，他還有複出的希望。他就那麼等待著，苦苦而又癡心不改地等待著。他等那份根本沒有出現的命令等了整整十五年。父親在重新工作無望後決定回到他出生的地方。他要回到他的麻城老家去，做農民或者做寓公。這個念頭十分強烈地統治了我們家十年，直到父親的預謀得以實現。父親在休息前一直做軍事指揮員，沒有搞過政工，雖然在一九四五年國共和談破裂以後父親曾在極短的時間裡當過幾天參謀長，但這並不能說明他就懂得謀略。父親的謀略才能是在他休息之後才被挖掘出來的。他那時有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總結自己，同時也有大量未曾釋放的欲念需要疏導，這就使父親由一位勇士痛苦地變成了一位智者。父親當然並不僅僅是自己回家鄉，他還要把全家都弄回老家去。父親甚至希望他的孩子中有一個能和他一道回到老家那根本就不怎麼長草的土地上去種莊稼。在我的其他幾位兄弟姊妹都當了兵之後，父親把希望的目光對準了我。我在中學畢業後成了一名知識青年這件事使父親的希望有了實現的可能。父親慫恿我回老家當知青。父親說：「當農民哪兒不能當？守在四川這個窮地方幹什麼？」我說：「四川怎麼是窮地方，四川是天府之國。」父親不屑地反駁我說：「天府在哪兒？之國在哪兒？你拿出來我看看，連個魚也吃不上，還什麼天府之國。回家鄉去，家鄉的魚吃得你哭！」父親這麼說。他不但說，還付諸於考察，為此他專門帶著我回了一趟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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