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浪漫(197)_都梁

一九七

　　鐘躍民笑笑：「肯定挺能幹的。」

　　「長得很醜是不是？」

　　「一般吧，你看著順眼就行。」

　　「問題是我看著也不大順眼，不過她心眼兒挺好的，我這個條件也只能找這樣的媳婦。這種娘們兒雖說模樣不濟，可一旦跟了你就死心塌地，讓人很放心。」

　　「你媽也需要有個人照顧，要是找個城裡姑娘，人家才懶得伺候老人，所以說好事不能都讓你一個人占全了。」

　　「躍民，我還記得你上一次來我家是30年前，你約我一起去天橋劇場買《紅色娘子軍》的舞劇票，從此以後你再也沒來過。時間過得真快，一晃30年過去了，想起來就像昨天發生的事一樣。躍民，今天我請你來沒別的意思，就是想和你告個別，我要走了。」

　　「你別這麼說，得了病就得治，咱們都要有信心，我可不是來和你告別的，我已經給你聯繫好了醫院，一會兒我陪你去，反正你不能這麼消極地在家裡待著。」

　　「躍民，你沒必要安慰我，你說的話恐怕自己都不信，已經是晚期了，幹嗎要花這個冤枉錢？現在的醫院黑著呢，就像個無底洞，多少錢扔進去都填不滿。咱別犯傻，治與不治結果都是一樣的。」

　　「這叫什麼話？你不用考慮錢的問題，這由我來解決。咱們朋友一場，今天你能不能聽我一句，咱們先去醫院好不好？」

　　「哥們兒，你應該瞭解我，凡是我想做的事，誰勸也沒有用，咱們不談這些好不好？你我認識幾十年了，見面不吵架的時候少，如今我要走了，你就別招我煩了行不行？」

　　鐘躍民無言以對，他不知該說些什麼好，面對著這樣貧困的家庭，他覺得自己無論說什麼都是廢話，他除了能拿出一點兒錢來，別的什麼忙也幫不上。李奎勇所在的出租汽車公司是個集體所有制單位，醫療費實行包乾政策，每年只按人頭發放200元醫療費，如果看病費用超過200元，就得自掏腰包。鐘躍民知道，如今200元的醫療費連一次感冒都得不起，有錢人還無所謂，只苦了李奎勇這類無權無勢的老百姓。李奎勇說得沒錯，這個世界上不可能有什麼平等，一般來說，每個人的命運從一出生就註定了。鐘躍民記得李奎勇曾經很為自己的工人出身而自豪，曾幾何時，工人階級的牌子多麼響亮，還被稱為「領導階級」，儘管沒有什麼實際利益，但至少是受人尊重的，可是如今像李奎勇這樣的工人，已經無可奈何地淪落到社會的最底層，成了弱勢群體。想到這裡，鐘躍民感到很辛酸。

　　「躍民，你信佛嗎？」

　　「不信，我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我絕對尊重宗教信仰。」

　　「我以前也不信，後來我接觸了幾個信佛的人，常和他們聊天，我漸漸地對佛教有了些興趣，只是那會兒我工作太忙。你想啊，我那時每天早上一醒，眼睛還沒睜開就他媽的欠了公司兩百多塊錢的『車份兒』，哪有工夫琢磨別的。我生病以後才算是有了閑，於是就先把自己這一輩子仔細想了想，最後又想到了佛教。能靜靜地想想心事，這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我心裡也好受點兒。躍民，你願意聽聽嗎？」

　　「當然，我今天就是來陪你聊天的，咱們倆有多少年沒好好聊聊了？難得湊在一起呀，今天咱們聊個夠，你說吧，我聽著呢。」

　　「那次在醫院，醫生把我弟弟叫到辦公室談話，還把門關上，我心裡就有點兒明白了，看來我這病有點兒懸啦。奎元出來時我一眼就看出他哭過，咱們中國的醫院就這點不好，誰得了絕症就千方百計地瞞著，怕病人想不開，有些病人也願意配合醫生裝傻充愣，自己蒙自己。可我早就想明白了，既然是壽限到了，該走咱就得走。當時我一把揪過奎元說，『你小子長能耐了是不是？有事敢瞞著我。我知道，我的病治不好了，是不是？今天你要是不說我就揍你』。奎元當時哭了，說『大哥，醫生已經確診了，是肺癌晚期，醫生說要馬上住院』。我說，『既然已經是晚期了，還住什麼院，這不是把錢往水裡扔嗎？最後無非是人死了，活著的人也傾家蕩產了，走吧，咱們回家』。當天晚上我就失眠了，先是咳嗽咳得睡不著，後來不咳了，我還是睡不著。我想了很多，先是覺得這輩子活得太窩囊。你想，我這輩子就沒過過一天的舒心日子，小時候家裡孩子多，全靠我爸一個人掙錢養家，本來日子過得就緊巴巴，偏偏又趕上三年困難時期，只記得那幾年我經常餓得肚皮貼後脊樑，眼睛裡總是小星星亂飛，那滋味一輩子也忘不了。」

　　我14歲時，我爸一撒手走了，我這個長子就代替父親管起了這個家，托社會主義的福，那時我爸的單位還按規定每月向我家發放撫恤金，不然我們家可就慘了。你知道嗎？這是我們家歷史上最富裕的幾年，因為國家規定撫恤金是按家庭人口發放，雖然每人只有十幾塊錢，可是我家人口多，這樣就占了便宜，加起來比我爸在世時的工資還高，仔細想想挺讓人辛酸，這樣的便宜居然是拿我爸的命換來的。後來我去陝西插隊，那段日子你也經歷了，咱們那兒是窮村，連續很多年工值都是每天合5分錢，辛苦了一年還倒欠錢。

　　我為了能掙點兒錢給家裡寄去，每天拼命幹活兒，還自願到水庫工地上背石頭，有一次工程塌方還把我活埋了，被救出來後我整整昏迷了兩天兩夜，左邊的肋骨折了3根，還吐了血。我歇了一個月，傷還沒好又上了工地，其實沒人逼我去，是我自己捨不得工地上那幾頓飽飯和每天一塊錢的工錢。這樣的日子我過了整整4年，1974年我才被分配到縣電力局野外架線隊工作。總算有了份工資，我真的很知足，每月把工資的一半兒都寄回家，自己連身衣服都捨不得買，長年都穿著工作服，無論多苦多累，我都牢牢地記著，我他媽的不是光為自己活著，家裡還有老媽和一大群弟弟妹妹，我是長子，得負起這份責任。

　　在這期間我有了個相好的，是個西安知青，長相雖然一般，可人品還不錯，我們相好了3年，最後還是分了手，這不能怨她，我家的情況是明擺著的，哪個女人嫁給我也不可能有好日子過，她猶豫了很長時間，再加上她父母的壓力，最後還是下決心和我斷了。不怕你笑話，我們相好了3年，我硬是沒動過她一根指頭，不是沒機會，而是我怕將來萬一結不了婚坑了人家，臨分手的那天她哭著對我說要把身子給我，也不枉我們相好一場。

　　我不是聖人，要是有個你喜歡的女人哭著喊著非要和你睡，你能撐得住？當時我心一橫，心說，愛怎麼著怎麼著，我先把事兒幹了再說。可是說來不好意思，那天晚上我什麼也沒幹成。你想啊，一個和自己相好了幾年的女人要永遠地離你而去，這種感覺太讓人絕望了，我和她在那天晚上都處於這種絕望的狀態下，連尋死的心都有，哪還有心思幹那個？不陽痿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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