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浪漫(121)_都梁

一二一

　　一個穿西裝的中年男人帶著幾個年輕人站在油畫前評頭論足，聽他的口氣，好像是美術學院的老師在給學生講解。於是鄭桐和蔣碧雲也成了他的學生，兩人老老實實地站在一旁聽這位老師講解。

　　「我認為畫面上馬拉的形象是作者按照馬拉真實的相貌創作的，因為大衛和馬拉是同時代的人。大衛生於1748年，到1793年馬拉遇刺時已經45歲了。注意，他只比馬拉小5歲，而馬拉當時是巴黎的名人，經常在群眾集會上講演，巴黎的市民幾乎都見過他，畫家大衛顯然也熟悉馬拉的相貌，也幸虧是大衛把他畫下來了，不然我們今天怎麼會知道馬拉到底長的是什麼樣子呢？那時還沒有發明照相機嘛。大衛是法國新古典主義的代表，皇家學院院士，早期作品還帶有洛可可風格，後來轉為古典主義，這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同學們請看，這幅油畫以極為簡潔的古典手法成功地將肖像的描繪、歷史的精確性和崇高的悲劇性結合在一起，有力地突現了這位『人民之友』的英雄主義特徵，成為紀念碑式的現實主義歷史畫名作……」

　　鄭桐突然小聲說了一句：「誤人子弟……」

　　那位老師和幾個學生都把目光投向鄭桐，從他們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們對這位戴著眼鏡、文質彬彬的人出口不遜表示出一種無聲的憤怒。

　　鄭桐若無其事地對蔣碧雲說：「走吧，這兒的空氣令人窒息。」

　　兩人剛走出幾步，後面那位老師說話了：「那位先生，請留步。」

　　鄭桐和蔣碧雲停住腳步轉過身來。

　　「這位先生，請您對剛才的話作出解釋，我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冒犯了您，使您作出如此粗魯的反應。」

　　鄭桐扶扶眼鏡：「您真想知道？」

　　「當然。」

　　「那好，首先我得向您道歉，請原諒我出口不遜，對不起。不過您剛才對您的學生講到的對馬拉的評價很不入耳，坦率地說，您在誤人子弟。」

　　「哦，願聞其詳。」

　　「您憑什麼認為馬拉是個英雄？我看他不過是個嗜血者，除了被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暴民所愛戴，稍有理性的人都認為馬拉是個劊子手。說到英雄，我認為恰恰應該是刺殺馬拉的人——夏洛蒂·科黛，她才是英雄。」

　　一個女大學生說：「先生，我對法國大革命不太瞭解，教科書上說它是最徹底的一次資產階級革命，而馬拉是當時雅各賓派的領袖之一，是被稱為『人民之友』的英雄。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和我們探討一下。」

　　「可以，首先我要講明的是，『人民之友』並不是馬拉的稱號，而是馬拉在1789年創辦的一份報紙。不錯，《人民之友》是為底層民眾說話的，但是由於它的非理性，也將底層民眾的破壞欲煽動起來，最後演變成暴民政治。1790年以後，馬拉開始拋棄自己原先標榜的自由平等理念而倡導獨裁，並且鼓吹革命恐怖，此時殺戮成了主要目的。1793年是法國大革命的一道分水嶺，雅各賓派的領袖羅伯斯庇爾、馬拉、丹東等人開始著手清洗反對派，推翻吉倫特派，由馬拉自任主席，成立了公安委員會，開始了血腥的恐怖統治時期。在這一時期，大約有40萬人被處死，沒有正常的審判程序，任何人的一句誣告都可以將一個無辜的公民送上斷頭臺。諸位應該感到慶倖自己沒有生活在那個時代，不然憑諸位先生小姐的氣質、談吐、衣著及所關注的問題和談話方式，就可能會被當作貴族送上斷頭臺。如果僅從底層民眾對事物的好惡來決定一個人的生死，那就太可怕了。我們可以作一個荒唐的假設，假如馬拉先生復活了，而且嗜血的惡習未改，他現在正藏身於北京某個胡同裡為《人民之友》撰寫文章。馬拉先生固執地認為，今天來參觀畫展的人都是人民的敵人，因為他們的這種愛好和底層民眾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並且出身可疑，即使不是貴族，也不會來自底層民眾。如果殺掉這些倒霉蛋就可以使人類獲得幸福的話，那何樂而不為呢？不知各位是否願意為了人類的幸福做那被獻上祭壇的羔羊。」

　　那個老師不以為然地反駁道：「對待歷史，要看它產生的後果，您不覺得馬拉和羅伯斯庇爾給世界帶來民主和自由的聲音，促進了未來整個歐洲民主化的進程？」

　　鄭桐說：「對不起，您混淆了概念，是法國大革命促進了歐洲民主化進程，而不是馬拉等人，他們不過是法國大革命時期一段血腥暴政的代表人物而已。雅各賓派的暴政統治只維持了一年多，馬拉等人已經成為一個血腥的集體犯罪集團。他們號召人們起來屠殺，點燃人們的仇恨之火，煽動人們的極端無政府主義狂熱，他們以自由的名義剝奪無辜公民的自由，以平等的名義屠殺貴族，以國家安全的名義踐踏法律，踐踏人類的尊嚴，踐踏人類至高無上的生命權。至於對法國大革命的評價，我同意一位歷史學家的觀點，他認為：就當時的法國而言，它是反人權的暴政。我們評價一個歷史事件不應看它是否給未來和旁觀者帶來福音，而應看它是否給當時其本地域和當時代的人們帶來福祉，因為人權是指當時當地的人權，而不是指未來的人權，也不是旁觀者的人權。」

　　那位老師說：「可是……先生，從我接觸到的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歷史資料來看，它絲毫沒有表現出您所說的血腥氣，只是說到群眾把國王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了斷頭臺……」

　　鄭桐不客氣地打斷他的話：「所以我覺得您在誤人子弟，您要明白，教科書只能代表一種觀點，而未必是歷史的真實。您為什麼不多看一些資料？像米涅的《法國革命史》、霍布斯的《利維坦》、博洛爾的《政治的罪惡》這些書，國內都有譯本呀。」

　　「等等，請允許我把書名記下來，我要讀過以後再得出自己的觀點，因此您剛才說的也只能是您的一家之言。」

　　「我欣賞您此時的治學態度。順便問一句，看您的歲數，『文革』初期您已經當教師了吧？」

　　「那時我剛參加工作兩年。」

　　「您是否被運動觸及了靈魂？遭到過暴力攻擊嗎？」

　　「當然，那時候當教師的大都在劫難逃，挨鬥和挨打是免不了的。」

　　「那我提醒您注意，如果您還認為暴民政治的鼓吹者和嗜血者是英雄的話，並且繼續把這種觀點灌輸給學生，那麼您將來免不了還要挨揍。一個健全的社會應該是一個法治社會，一個重視人的尊嚴和生命的社會。對不起，我的話有點兒尖刻，請您不要介意。」

　　鄭桐和蔣碧雲走開了。

　　正當鐘躍民忙著鬧轉業的時候，袁軍卻意外地發現，有時天上也會掉下餡餅。

　　坦克三營營部的電話突然在夜裡兩點的時候響了，袁軍猛地從床上坐起來，這麼晚的電話肯定是有大事。他抓起電話：「喂，我是三營營長袁軍。」

　　電話裡傳來周曉白低低的聲音：「袁軍，我是周曉白。」

　　袁軍驚訝地問：「你在哪兒？」

　　「我在醫院值班室，袁軍，我想問你一句話。」

　　「你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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