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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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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警察追出來,劇場的門口已空無一人了。隨後追來的一個劇場工作人員道:「還有兩個女的和那幫流氓是一夥的,她們還在劇場裡。」 為首的一個警察說:「這就好辦了,抓住那兩個女流氓就一個也跑不了,走,回去看看。」 周曉白和羅芸也沒看成後半場舞劇,她們被帶進了派出所。 在劇場裡,周曉白麵對警察的詢問表現得很不耐煩,居然告訴警察:「有什麼事等散場再說。」這下把警察們惹火了,一個高個子女警察一把就將周曉白從座位上拎起來,不顧她大吵大鬧把她和羅芸揪出劇場。 在派出所的值班室裡,周曉白和羅芸坐在椅子上,正在審問她們的是一個男警察和一個女警察。 周曉白愛答不理地說:「我已經和你們說了好幾遍了,我們不認識那些人。」 男警察顯得很有耐心:「你們的票是怎麼來的?總不會是自己排隊買的吧?」 羅芸和顏悅色地解釋:「我們是等退票等來的,那夥人中間好像有兩個沒來,就把票退給了我們。」 女警察繃著臉道:「你們放老實點兒,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周曉白笑了:「喲,不就是個派出所嗎,又不是公安部,嚇唬誰呢?」 「一個女孩子,應該自重點兒,和那些小流氓混在一起,你不臉紅嗎?」女警察用手裡的筆敲著桌子教訓著。 羅芸翻了臉:「你說話客氣點兒,別張嘴閉嘴的流氓,不然我去你們分局軍代表那兒告你。」 男警察連忙打圓場:「如果我們有違反政策的地方,你們當然可以向上級機關反映,但是你們今天必須說清楚,剛才在劇院打架行兇的人是誰?在哪兒住?」 周曉白不耐煩地說:「不知道,不知道。」 男警察道:「我們公安機關是不會冤枉好人的,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你們和剛才打架的那夥流氓是一起的。」 「那麼就拿出證據來。」羅芸大聲說。 男警察的態度還是很和氣:「劇場的工作人員看見你們坐在一起,還有說有笑的,這就是人證。其實,只要你們說出那夥流氓的姓名、地址,我就馬上放你們走,也不會和你們家長說。」 周曉白懶得再解釋了:「我們真的不認識那些人,想怎麼樣你就看著辦吧。」 女警察合上記錄本:「既然你們不說,那我只好送你們去分局拘留所了,由預審科的同志來問你們吧。」她站起來準備打電話。 周曉白沒想到警察會拘留她們,她無奈地使出最後一招:「我要給我爸爸打個電話。」 男警察很驚訝:「你爸爸是誰……」 周曉白平時很鄙視幹部子女動不動就炫耀父母的地位,她認為這很庸俗,可是今天她也只好使用這一招了。她看出來了,警察們還真不是嚇唬她們。周曉白有些害怕了,她把父親的秘書劉全的電話號碼告訴了警察。 劉秘書跟隨周鎮南很多年了,幾乎是看著周曉白長大的,以他的辦事能力處理這類小事自然是遊刃有餘。沒過多久,一輛黑色的吉姆轎車就停在了派出所門前,身穿軍裝的劉秘書和派出所所長交談了一會兒,事情就解決了。周曉白和羅芸昂著頭坐進轎車,派出所所長一個勁兒向劉秘書道歉,殷勤地將他們送出大門。汽車已經開出很遠了,周曉白回頭望去,見那幾個警察還站在那裡。 最使周曉白憤怒的是,她為鐘躍民蒙受了這麼多不白之冤,鐘躍民不但連句客氣話都沒有,而且連面都不露了,這個人似乎失蹤了。 鐘躍民正忙著呢,小渾蛋和李奎勇在天橋劇場成功地突出重圍,這件事第二天就傳遍了京城,而且添加了很多演義的色彩。總之,小渾蛋成了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的趙子龍,京城的「老兵」面子栽大了。鐘躍民和張海洋咽不下這口氣,他倆分別絞盡腦汁地準備獨自收拾小渾蛋。 鐘躍民自從上次在玉淵潭公園和李奎勇鬧翻後,便把李奎勇也當成了仇人,早把以前的哥們兒義氣拋在腦後,他多次向張海洋說,再碰見李奎勇,非插了他不可。 而張海洋早就明白李奎勇的價值,他知道小渾蛋這類人是不會回家住的,他肯定有自己的秘密落腳處,只要發現這個地方,事情就可以結束了。李奎勇肯定知道小渾蛋的住處,所以,當他得知鐘躍民約李奎勇在玉淵潭公園見面時,就預先安排了兩個人在附近守候,當鐘躍民和李奎勇談崩了,兩人不歡而散時,李奎勇已經被盯上了。 張海洋沒費什麼事就發現了小渾蛋的藏身之處,按照計劃,他和鐘躍民該行動了。 李奎勇住在宣武區南橫街一帶的一個很破爛的院子裡,這個大雜院裡住著十幾戶人家,李奎勇一家7口住著兩間東房。北京的平房面積很小,這兩間房子其實總共只有14平方米,屋子裡沒地方擺放家具,只能把有限的面積用於睡覺,所以他家的一切活動都是在床上進行的。當然,說床還不太準確,他家根本買不起床,只是用木板和紅磚支起的大通鋪,全家的換洗衣服都放在幾個木箱裡,木箱放在鋪板上靠牆的一側,3個箱子就能摞到天花板。吃飯時用炕桌,他家老爺子活著的時候,坐在炕桌前盤腿吃飯,李奎勇是長子,被允許坐在炕桌前,他媽和一群弟弟妹妹只有蹲在地上吃飯的份兒——李奎勇就是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長大的。 李奎勇的父親李順發早年從滄州逃荒來到京城,一個逃荒的農民沒什麼手藝,除了一身力氣一無所有,因此拉黃包車成了首選的職業。不過一踏進這行再想改行就難了,這種職業的人本來是娶不起老婆的,他們是真正的無產者,家無隔夜糧。這話絕不是誇張,幹這行的人每天的飯食全憑當天掙,一天不幹活就非餓肚子不可。要不是解放,李順發這輩子也就打光棍了,要真是這樣,也就輪不上李奎勇來到這個世界上拔份兒了。1949年對於李順發來說可是個重要的分水嶺,李順發1951年回家鄉領來個鄉下丫頭成了親,1952年就有了李奎勇。從此這個家庭每年都添一個孩子,每增加一個孩子,李家的生活水平就下降一截。這似乎是個規律,人越窮越生孩子,而越生孩子越窮,一旦進入這個怪圈,就再也沒有好日子過了。李順發夫婦一共生了9胎,活下來6個,所以李奎勇有3個弟弟和兩個妹妹。 新中國成立以後,李順發不用再拉黃包車了,他參加了三輪車聯社,蹬上了平板三輪車。北京人戲稱這行為「板兒爺」,大概就是從平板三輪車上的那塊木板得的名,三輪車的俗稱就叫「板兒車」。 李順發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被定了56元的工資,當時他還挺知足,20世紀50年代的物價很便宜,一個人養一大家子不算太難。可是後來日子就越過越緊了,尤其是三年困難時期,大學教授都吃不飽,何況是李順發家了,李順發的身體就是那時垮下來的。蹬板兒車這行需要體力,當時的汽車很少,貨運主要靠三輪車,蹬板兒車的人除了要遠距離蹬車,還要負責裝卸貨物,體力消耗極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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