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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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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程序,口號過後是各界代表上臺發言,內容無非是揭發批判臺上的人,至於文三兒的具體罪行他沒顧得上聽,倒是豎起耳朵仔細聽了楊易臣的「罪狀」,大致是些「散佈封資修流毒,到處種植大毒草,極端仇視社會主義制度」等。文三兒感到很激動,他甚至覺得能和楊老闆站在同一個臺上完全是自己的造化。楊老闆是誰?名角兒啊!當年楊老闆一出《挑滑車》,平津兩地無數戲迷為之傾倒,平津有名的大飯莊都設有楊老闆的專座,楊老闆不到,座位永遠空著,別人想坐坐,門兒也沒有,甭管你多高的身份,如今文三兒能和楊老闆肩並肩地站在臺上,實在是高攀了。 此時台下的口號聲如火山爆發,此起彼伏,大有山呼海嘯之勢,而文三兒卻充耳不聞,只當是放屁,他密切觀察著楊老闆的一舉一動,楊易臣低著頭,眼睛半合,仿佛老僧入定一般。 文三兒不禁大為感慨,名角兒就是名角兒,那張臉生來就是為萬人瞻仰的,楊老闆才不管台下有多少人,多大的嗓門兒,人家早習慣了。當年楊老闆扮《六五花洞》中的大法官,戲中一聲:「領法旨呀!」台下頓時炸了窩,喝彩聲震動全場,久久不息……今天台下雖說也挺熱鬧,但比起當年來可差遠了。文三兒為楊老闆感到很自豪,他甚至慶倖自己在「天天讀」時胡說八道,繼而感謝街道幹部老于,若不是他幫忙,自己這輩子恐怕也沒機會和楊老闆站在同一個臺上,總有一天,楊老闆會回憶起今天,他遭難的時候是誰陪著呢?文三兒啊。想到這兒,文三兒不由得興奮起來,他抬起頭,面帶微笑地注視著台下的人群,感覺自己也成了名角兒,正在登臺獻藝…… 「啪」的一聲,文三兒的後腦勺挨了重重一巴掌,有人呵斥道:「老實點兒,低頭!」台下又響起了震天動地的口號聲:「文三兒不低頭就叫他滅亡!」文三兒哆嗦了一下,低下頭去…… 那段時間文三兒算是露了臉,參加過幾次陪鬥,成了全脫產人員,和專職幹部的待遇沒什麼兩樣,可能是由於街道辦事處勞資科的疏忽,他的工資發放居然沒有受影響。按理說,凡屬「牛鬼蛇神」都應該只發十二塊錢生活費,為此文三兒總是偷著樂,覺得占了很大的便宜,他不覺得陪鬥有什麼丟臉的,無所謂嘛,反正他平時也沒什麼「臉面」,所以也沒什麼可「丟」的,這回稀裡糊塗就成了「脫產人員」,不用幹活兒還白拿著工資,這種好事可不常有。 倒是街道幹部老于先明白過來,他發現文三兒總是主動請示:「今天去哪兒接受批判?」看他這意思好像不是去陪鬥,而是去參加旅遊,臉上沒有半點兒沮喪的表情,倒是很有些亢奮,這使老於感到特彆扭。領袖說過:「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 文三兒這狗東西不但沒有一點兒難受的樣子,怎麼反而像吃了蜜蜂屎似的,比過年還興奮?老於琢磨了很久才悟出點兒名堂,這小子本來就屬於最底層的小人物,按北京話說,叫人嫌狗不待見。他什麼都沒有,因此也不可能失去什麼,馬克思那句話是怎麼說的?「失去的只是鎖鏈,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老於終於明白了,照這麼說,這狗東西惡毒攻擊了党和領袖之後,居然什麼都沒失去,還他媽的「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這簡直美死他啦。 老於想明白了之後,文三兒又蹬上了三輪車,「脫產人員」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徐金戈和文三兒的交往中斷了二十五年後,又恢復了聯繫。比起二十五年前,文三兒的變化不大,除了面相上的衰老,他個人的生活、習性還是老樣子,唯一不同的是文三兒有了一間自己的住房。1950年孫二爺被鎮壓後,「同和」車行的房產被充公,文三兒等幾個常年住車行的車夫都被政府分配了住房,那時住房資源還不算緊張,文三兒也沒覺得有間住房是多麼了不起,可到了七十年代,住房緊張的問題就顯露出來,文三兒的房子簡直成了香餑餑,左鄰右舍都盯著這間房,鄰居們都認為文三兒簡直太奢侈了,居然一個人住一間房,他憑什麼? 文三兒的家徐金戈去過一次,那是間只有九平方米的破爛平房,睡覺的鋪板是用四摞舊磚墊起來的,屋子的角落裡有個破舊的衣櫃,上面竟然缺了一扇門,文三兒四季的衣服都放在裡面,還有一張桌子和一個長板凳,看破舊程度可能是從哪兒撿來的。 徐金戈問文三兒為什麼不娶個媳婦。 文三兒回答:「我他媽連養自個兒都費勁,哪兒還養得起娘們兒?算了吧,還是一個人好,一人吃飽,全家不餓。」 1978年的一天,徐金戈接到通知,他被告知自己被選為區政協委員。他很奇怪,自己是個刑滿釋放人員,在政治上是個「賤民」,怎麼突然成了區政協委員?要說是被「選上」的,自己除了認識個文三兒,誰會認識自己?既然誰都不認識,又如何被「選上」?誰選的? 徐金戈自從當上政協委員後,開會的時間多了,工作也比以前忙了許多,他有很久都沒見過文三兒。一日徐金戈路過果子巷,忽聽見有人叫徐爺,他發現文三兒坐在一家小酒館靠窗的位子上,正向他招手。 徐金戈走進酒館,因很久沒見,想和文三兒聊聊。 文三兒喝酒的方式使徐金戈大吃一驚,他要的是九分錢一兩的劣質白酒,沒有下酒菜,他把桌上免費提供的醬油、醋倒進碗裡,然後從懷裡掏出一個紙包打開,裡面露出一顆光滑圓潤的鵝卵石……徐金戈目瞪口呆地看著文三兒,不知他在搞什麼名堂。只見文三兒把鵝卵石放進醬油裡泡了一下,然後用筷子夾出放進嘴裡嘬一嘬鹹味兒,就一口酒喝下,又把鵝卵石重新泡進碗裡。 徐金戈問:「文三兒啊,你怎麼跟塊石頭幹上啦,這是種新喝法呢,還是兜裡沒錢,買不起下酒菜?」 「不是月底了嗎?沒錢啦,離開支還有幾天呢,先湊合著吧。」文三兒說著又咂巴起鵝卵石。 徐金戈要了一瓶「劍南春」和幾個涼菜,對文三兒說:「別咂巴你那石頭了,我請你。」 文三兒沒動筷子,他神色黯然地說:「徐爺,我沒臉吃您的,當年您送我一洋車,那是多大出手啊,一百九十五塊大洋啊,擱現在能買輛摩托,可我沒保住那輛車,給充公了,還不能說,說了就開批鬥會……徐爺,我對不住您,您坐了二十五年大牢回來,照理說我該幫幫您,可我無能啊,自個兒都混不好,我他媽能幫誰呀……」文三兒說著眼圈都紅了。 徐金戈安慰道:「別這麼說,我徐金戈如今舉目無親,只有你這麼一個故交,當年你兩次救過我的命,是我欠你的情,不過我現在也沒什麼能力回報你,真的很慚愧,來,什麼都不說了,咱們喝酒。」 文三兒喝下一杯「劍南春」,心情似乎好了起來,話也多了:「徐爺,您還記得方爺吧?頭些日子我碰見他啦。」 「方景林,他還活著?」 「活著呢,就是活得不太好,也是坐了十年大牢,今年年初剛放出來。」 「怎麼,他也坐牢了?不會吧,他可是個老革命呀。」 文三兒夾了一塊豬耳朵放進嘴裡:「新中國成立後我就沒怎麼見過他,可也是,人家當了大官兒,誰搭理我一臭拉車的?方爺先是公安分局的局長,到了『文革』那年,方爺已經是市局的副局長啦,照理說方爺混到這份兒上不容易,可不知咋回事兒,六七年年底方爺被拿進大牢,一關就是十年,聽說方爺是叛徒又是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罪過大了去啦。」 「文三兒啊,你揀重要的說,他現在怎麼樣?你怎麼看見他的?」 「頭前日子我幫煤站拉蜂窩煤,不是要過冬了嗎,家家都得存點兒煤生火取暖呀,煤站的人忙不過來,辦事處就叫我們聯社去幫忙送煤,我負責教子胡同那一片,方爺被放出以後,上面說他的事兒還沒完,不能分配工作,就暫時住在那兒,還真巧,方爺住的那個院離當年羅小姐死的那院只隔了一堵牆,是上面分配的還是方爺自個兒要求的我就不清楚了。那天我把煤往院門口一卸就打算走,我朝院裡吼了一嗓子,誰要的煤?可自個兒看好了,回頭丟了我可不負責。這時方爺端著塊木板搬煤來了,他把蜂窩煤一塊塊碼在木板上,再從院門口端到他住的小屋裡,弄得自個兒跟煤黑子似的。我瞅著他眼熟,一琢磨,哎喲我的媽呀,這不是方爺嘛,他怎麼住這兒來啦?我說方爺,您還認得我嗎?方爺抬頭看了看,一眼就認出了我,你是文三兒吧?您瞧瞧,記性真好,要麼怎麼說是當警察的呢。不像我,屬耗子的,記吃不記打,什麼事兒撂爪兒就忘。我說方爺,您還記得徐金戈徐爺嗎?他也出來啦,您想見見嗎?方爺說,哦,以後再說吧……」 徐金戈馬上打斷文三兒的話:「文三兒啊,你以後再看見方景林不要再提我的事,人家雖說也遭了難,可那都是共產黨內部的事,和我這種人性質不一樣,老方也有自己的難處,我們應該體諒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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