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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夭折

  ——獻給一位文學的殉道者

  他坐在桌子頂頭,給我念他剛剛寫完的一篇小說。

  他每寫完一篇小說,都要念給我聽,從來不讓我親自去看,說是草稿字跡零亂,不大看得清楚。我卻相信我能看得清楚,因為我有時看見他念的作品,實際是已經抄寫得很整潔的修改稿了,然而又不好意思執意要過來看。我要是寫出一篇習作,要徵詢他的意見,剛從桌鬥或口袋裡拿出來,他就伸過手來,說:「讓我看看。」於是,他就用指尖在嘴唇上抹上一點口水,翻揭著紙頁看起來。我多少覺得我們之間有點不平等。

  我坐在炕邊上,胳膊時搭在炕頭擱放油燈的土臺上,用手撐著下巴。靜心屏息地聽他朗讀那萬餘字的短篇小說。有時坐得累了,有時聽得煩了,我就打量一下這間熟悉的小屋。一間窄小的老式廈屋,土炕占去了大半空間。靠牆放著一張同樣是老式的帶抽屜的條桌,條桌的拉把兒是一隻黃銅鑄成的樹葉,閃閃發亮。門和桌子之間的空檔恰尺等寸可以安置一把椅子,他就坐在這把直背老式椅子上,就著門口照到桌面上的亮光,讀書或者寫稿。靠著後牆的那一步之寬的空間,放著一個大紅色的條形板櫃;櫃子上方,架著兩隻同樣是大紅色的木箱,那是他的新媳婦的陪嫁品。他的新媳婦坐在炕的那一頭,低頭捉著剪刀,在一張褙紙上比劃著、裁剪著鞋底兒。

  每當我思想拋錨,神志不專的時候,他的朗讀聲就提高半度,而且側過頭看我一眼。我立即抖擻精神,做出專心致志聽著的神態。他的聲音又舒暢地繼續下去。

  每當讀到有趣的情節或細節,他的聲調裡就泛出一種得意的色彩,惹得我和他同時笑起來。他的新媳婦也低頭抿嘴在笑,卻不出聲。我特別注意她的反應,凡是她有明顯的反應的地方,我就覺得大抵是他寫得最成功的段落。

  一篇稿子讀完,他放下稿紙,笑著側過頭,爽快地說:「感覺如何?隨便說。」一邊說著,一邊用手在一個舊罐頭盒子裡捏起一撮旱煙未兒,撒在一絡用廢棄稿紙裁成的紙條上,在手心三擰兩轉,就製造出一根喇叭形狀的紙煙了,我也如法炮製,兩人就對抽起來。我們沒有固定工資,生產隊要等農曆年底才決分,通常是見不到什麼錢的;我們誰也沒有發表過一個字,自然沒有稿費,誰也買不起一盒最廉價的紙煙,卻又不習慣使用老莊稼漢們那種笨拙而又難看的黃銅或白鐵鑄成的旱煙鍋子。

  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廈屋裡,有兩支又粗又長的煙捲在冒煙,他的新媳婦輕輕咳嗽起來,嗆得眯起眼睛。我們倆毫不理會,早在煙霧升騰裡,為他的小說中的一個人物、一個情節或細節的合理性與必要性,爭吵得一塌糊塗了。

  他所極力維護著的某一得意之筆,我卻毫不客氣他說那一段應該徹底乾淨地刪除掉,於是,爭論就不可避免了。對於他看過的我的習作,類似的爭議似乎更為激烈。我和他尚未養成高雅的涵養,譬如說,應該謙遜地聽取對方的意見,不應該當面眼對眼牙對牙地駁斥;應該斟酌給對方談意見的方式方法,尤應以鼓勵為主,先談優點,再說不足,然後再提出修改補救的措施,使對方于心理和感情上易於接受。沒有。我們之間從一開始好像就沒有這種文質彬彬的習慣,一當討論起來,就爭就吵。開始時,他的新媳婦曾經勸過我們,不要失了和氣,後來習以為常了,就只顧剪她的鞋底或者納紮鞋幫,一任我們去吵。如果是在冬天的夜晚,吵得夜深了,她會從鍋裡端來一盤剛剛蒸熟的紅苕,送到條桌上,那是十分愜意的夜餐了……

  看著他的新媳婦又一次捂著嘴打著呵欠,悄悄抹著困倦的淚水,我就起身告辭。他送我到村外,興猶未盡,於是就站在小溝的水渠旁繼續高談闊論,絲毫也不擔心誰聽了去。

  這個時候,剛剛進入60年代的鄉村裡,正經歷著解放十多年來最普遍、最嚴重的第一次饑懂的時月。我和他——惠暢,兩個一前一後從縣城一中畢業的高中畢業生,都在瘋狂地追求著同一個目標,我們都需要這種推心置腹的毫不隱諱的直率的爭吵。我們將在這種爭吵聲中,走向生活,走向世界,走向未來的中國文壇,爭吵聲中也許會誕生並不亞於《靜靜的頓河》那樣的史詩……

  天傍晚,惠暢到我家來,約我去看電影。

  對河的五裡鎮上,大約一月裡演出一場電影。這一晚,是五裡鎮方圓十餘裡幾十個村莊青年們的節日。儘管是已經被城裡人看膩了的過時的舊片子,無論好壞優劣,我們都有耐心看到最後,甚至覺得聽一聽電影音樂,也是一種難得的享受。村子裡沒有通電,收音機見不到一台,精神生活的貧乏和物質生活的貧乏一樣使人感到饑腸轆轆。每當五裡鎮一月一次的「電影節」到來的時候,我們倆必定不能或缺。

  月色柔媚,知了和紡織娘在河岸邊的楊柳林帶裡叫成一片。從各個村莊通五裡鎮的好多條河川土路上,手電的光柱忽閃明滅,抽煙的火光瞬息即逝,男孩子們的呼哨,女娃娃的尖利響亮的笑聲,此呼彼應的歡愉的嗓門,輕狂放浪的哄鬧嬉笑的聲浪,充塞了往日裡靜謐的河川的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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