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際遊絲(47)_曹文軒

四七

　　中國文學關心世俗、好寫世俗當然不是從魯迅開始的——小說本出自市井，胎裡就帶有世俗之痕跡、之欲望，但將神聖加以俗化，不知在魯迅先生之前是否還有別人，即使有，大概也不會像魯迅寫得如此到位，又如此非同一般的。

　　魯迅無論是寫《故鄉》、《祝福》、《阿Q正傳》、《肥皂》、《兄弟》之類，還是寫《非攻》、《采薇》、《奔月》、《理水》、《起死》之類，都以俗作為一種氛圍，一種格調。俗人、俗事，即便是不俗之人，也盡其所能將他轉變為俗人——越是不俗之人，魯迅就越有要將他轉變為俗人的欲望。俗人、俗事，離不開俗物。因此，魯迅常將炸醬麵、辣椒醬、大蔥、蒸乾菜這些平民百姓的食品寫入作品。這些食品之作用，絕不可以小覷，烏鴉肉的炸醬麵一旦被提及，我們就再也無法進入「紅樓」的高雅與托爾斯泰筆下的高貴了。一碗炸醬麵從何而來的改變雅俗的力量？食色性也，食是人的生活的一個基本面，這個基本面反映著人的生存狀態。這就是好萊塢的電影在呈現貴族生活時為什麼總是要將許多鏡頭留給豪華大廳中的早餐或葡萄美酒夜光杯之晚宴的原因。

　　魯迅的行為，用今日之說法，就是解構神聖——用調侃的方式解構。中國八十、九十年代文學的某些品質，在魯迅那裡就已經存在著了，只不過當時的批評家未能找到恰當的批評言辭罷了。需指出的是，魯迅之作與今日之痞文在實質上是很不相同的。首先，魯迅在將一切俗化時，骨子裡卻有著一股清冷與傲慢。他是一種居高臨下的俯視，俗在他而言，並非一種品質，而是一種興趣，更確切的說法是，俗是他的一種對象——被嘲弄的對象。通過嘲弄，他達到了一種優越感流過心頭乃至流遍全部肉身的愉悅。俗不是他融入其中——更不是他樂於融入其中的狀態，而是他所看到的、激起了他嘲弄之欲望的狀態。在看這些作品時，我們總能隱隱覺得，魯迅抽著煙，安坐一旁，目光中滿是智慧與悲涼。

　　中國當下文學的俗化（痞化），則是作者本身的俗化（痞化）作用的結果。而在構思之巧妙、語言之精絕、趣味之老到等藝術方面，當下文學與魯迅之間就更見距離之遙遙了。

　　魯迅為什麼將一切俗化？可從魯迅對現實、對傳統文化的態度等方面而找到解釋，但還應該加上一條：魯迅出身于一方富庶人家，但他從小所在，卻是在汪洋大海般的俗生活圖景之中。此種情景，周家大院外無處不在，甚至也隨著家傭們帶進大院，魯迅熟悉這一切，甚至在情調上也有所薰染。

　　[鳥頭先生]

　　《理水》中有一個滑稽可笑的人物，魯迅未給他名字，只叫他「鳥頭先生」。知情人，一眼便能看出，這是魯迅在影射顧頡剛。「鳥頭」二字來自「顧」一字。《說文解字》：「雇」，鳥名；「頁」本義為頭。

　　就單在《理水》一篇中，魯迅就影射了潘光旦（「一個拿拄杖的學者」）、林語堂、杜衡、陳西瀅等，《奔月》影射了高長虹，《起死》又再度影射了林語堂。《采薇》中有：「他喜歡弄文學，村中都是文盲，不懂得文學概論，氣悶已久，便叫家丁打轎，找那兩個老頭子，談談文學去了；尤其是詩歌，因為他也是詩人，已經做好一本詩集子。」又有：「做詩倒也罷了，可是還要發感慨，不肯安分守己，『為藝術而藝術』。」這樣的話總讓人生疑：又是在影射誰呢？至於說魯迅在雜文中影射或乾脆指名道姓地罵了多少人，大概得有幾打了。當年，顧頡剛受不了，要向法律討一個說法。其時，魯迅在廣州，顧致函魯迅：「擬於九月中回粵後提起訴訟，聽候法律解決。」望魯迅「暫勿離粵，以俟開審」。魯迅卻迅速答覆：請就近在浙起訴，不必打老遠跑到廣東來，我隨時奔赴杭州。魯迅之手法，曾遭許多人抨擊，但他最終也未放棄這一手法。甚至在小說中，也經常使用這一手法。說魯迅的小說是又一種雜文，多少也有點道理。然而，我們卻很少想到：魯迅的影射手法，卻也助長了他小說的魅力。

　　「春秋筆法」，這是中國特有的筆法。借文字，曲折迂回地表達對時政的看法，或是影射他人，甚至是致人於死地，這方面，我們通過千百年的實踐積累了豐厚的經驗，甚至摸索出和創建了許多技巧（有些技巧與中國的文字有關，它們還是那些以其它文字寫作的人學不來的）。這一歷史既久，影射就成了一種代代相傳的慣用武器。在人看來，這一武器面對中國特有的社會體制，面對特有的道德觀念和特有的民族性，是行之有效並且是很有殺傷力的武器。「旁敲側擊」、「含沙射影」、「指桑駡槐」……一部成語詞典，竟有一串成語是用來概括這種戰術的，久而久之，這一戰術成了普通百姓日常行為的一部分。若為某種說話不便的原因所制約，兩個中國人會在一種看上去毫無障礙的情況之下，依然暢達對話，一切的一切都不會明確指出，只是雲山霧罩，用的是代稱、黑話之類的修辭方式。不在語境中的人聽了，直覺得一頭霧水，但對話的雙方卻心領神會。只可惜中國人說話的技巧，沒有用到外交事務上，卻用在了日常生活以及政治鬥爭上。正是因為這樣一個文字上的傳統，所以到了「文革」，才會有將一切文學作品都看成是影射之作而大加撻伐、直至使許多人亡命的悲劇。

　　影射之法，自有它的歷史原因，也就說，當初是因社會情勢逼出來的。但，後來，它演變成了中國人的一種攻擊方式、話語方式乃至成為一種心理欲求，影射竟成了一種生存藝術。

　　影射的最高境界自然是：似是非是。具體說，被影射者明知道這就是在攻擊他，但卻不能對號入座。若要達到這樣的效果，就要講隱蔽——越隱蔽就越地道；就要講巧妙——越巧妙就越老到。這曲筆的運用，可以在前人的文字中找到無窮盡的例子。

　　影射之法，若從倫理角度而言，當然不可給予褒義，更不可給予激賞，但要看到它在藝術方面卻于無形之中創造了一番不俗的業績：它的隱晦（不得不具有的隱晦），恰恰暗合了藝術之含蓄特性。又因作者既要保持被影射者之形狀又要力圖拂去其特徵、為自己悄悄預備下退路，自然就會有許多獨到而絕妙的創造，作品中就會生出許多東西並隱含了許多東西。魯迅將顧頡剛的「顧」一字拆解開來，演化為「鳥頭先生」，既別出心裁，又使人覺得「鳥頭先生」這一稱呼頗有趣味，若不是魯迅要影射一下顧頡剛，興許也就很難有這種創造。而有時因硬要在故事中影射一下什麼，便會使讀者產生一種突兀和怪異：這文章裡怎麼忽然出來這樣一個念頭？便覺蹊蹺，而一覺蹊蹺，就被文字拴住了心思。

　　影射又契合了人窺探與觀鬥的欲望。我們倘若去回憶我們對魯迅作品的閱讀體會，你得承認：他作品中的影射始終是牽著你注意、使你發生好奇心的一種吸引力。

　　時過境遷，我們不必再去責備魯迅當年的手段了——他使用這一手段，有時也是出於需要與無奈。更要緊的是，他將「影射」納入了藝術之道——也許是無意的，但在客觀效果上，它與藝術之道同工合流，竟在某些方面成全了他的小說。

　　從某種意義上講，凡小說都是影射——整體性的影射。

　　故此，「影射」一詞，也可以被當著一個褒義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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