籬笆院(1)_曹文軒

一

　　▼籬笆院

　　我記不得是怎樣和媽媽走進來的，也記不得一路上懷著什麼樣的心情，遇見人說了些什麼顛三倒四的話。總之，什麼都記不得了，只知道現在我和媽媽站在這個用籬笆圍成的院子裡。

　　一個紮著長小辮、穿著花布褂的小姑娘從屋裡跑出來，用水靈靈的大眼睛望著我們：「找誰呀？」

　　媽媽緊張地朝院門外看了一眼，小聲地問：「你奶奶在家嗎？」

　　「在。找她幹什麼？」小姑娘警惕地問。

　　媽媽捏了捏我的手，我又捏了捏媽媽的手。媽媽終於說明來意：「我們想請你奶奶算算命。」

　　我滿臉發燒地低下頭去。

　　小姑娘招了招手。

　　「有人嗎？」媽媽擔心地問。

　　小姑娘搖了搖頭。

　　我和媽媽愣站著沒動。媽媽望著我，我望著媽媽：我們為什麼要到這裡來？為什麼要到這裡來啊？！

　　早先，我是個酷愛文學的女孩子。五歲時，我就能熟背上百首唐詩。小學三年級時，我便從爸爸的書架上偷看大部頭的小說了。讀初中二年級時，我的作文《黑暗中的荷花》獲得了全省中學生作文比賽的第一名，並在刊物上發表了。從此，我立下志願：做一個文學家！

　　我強烈地渴求著知識，恨不能一個晚上飽覽群書。踩著前輩們的腳印，我緊張而愉悅地去尋找藝術的天地。魯迅、巴爾紮克、喬治·桑、雨果、司湯達、契訶夫、歐·亨利……他們都給了我寶貴的啟示。我用鷹一樣的眼睛觀察著自然、社會和人，又像獵犬一樣獵取著素材。我還記得，為了不落窠臼地寫出黃昏的景色，我連著三天跑到郊外的小河邊上。1966年，也就是我讀高中三年級的那年，我已經發表過五篇小說和兩篇散文。我的語文老師是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的。他很欣賞和珍視我的才能，對我說：「娟娟，離考大學的時間不遠了，你就考我母校的中文系吧。你有文學的天賦。你的文筆很好，細膩、恬靜，正像你是一個姑娘一樣。但是，你的基礎顯然還不厚實，需要學習。去吧，你一定會成為一個令人注目的女作家的！」

　　數學老師卻說：「你還是考理科吧，創作需要生活。」

　　搞文學理論的爸爸說：「娟娟，搞創作固然需要生活，但，文學修養、藝術造詣跟生活基礎同樣的重要。我們不少作家終年生活在農村、工廠，可是卻寫不出像樣的東西來，為什麼？他們缺乏開掘生活寶藏的本領。你還是考大學學文學吧。生活問題不是絕對的，以後再補。」他又對我說，「茅盾的《春蠶》是怎麼寫成的？他是看到報上一則小消息寫成的。果戈理常跟普希金要素材。普希金告訴他，一次，他到外省去，那裡的人當他是欽差大臣，百般捧場。於是，果戈理寫成了《欽差大臣》。除了有直接生活還有間接生活嘛。不久前，我看到一份外文資料，現在活躍於美國文壇的作家，相當多是大學培養出來的。說大學不出作家，是庸人之見！」

　　我打定了主意：學文學，並為此打下雄厚的基礎。我滿有把握考上，所有的人也都不抱絲毫懷疑。可是不久，我的理想就破滅了——那是1966年，中國的歷史在那一年發生了突變。

　　我緊緊地抱著媽媽的一隻胳膊，用奇怪的、疑慮的、恐懼的目光看著坐在我們母女面前的算命人。儘管我心裡明明知道她是個瞎子。

　　瞎奶奶六十多歲年紀，滿頭銀發，像秋後發白的蘆花。眼睛睜著，卻黯然無光，像雕像的眼睛一樣不能轉動。我們已經向她報過出生的年頭、月份、日子、時辰。她拄著拐棍，直著腰威坐在凳上，不停地眨著眼睛，嘴裡不知嘀咕些什麼。

　　小姑娘用手摸著她辮梢上的紅頭繩，好奇地問我：「阿姨，你為什麼紮根白頭繩呢？」

　　瞎奶奶猛地一抬頭，接著對她的孫女說：「蘭蘭，到院門口去。」

　　小姑娘乖巧地走了。

　　瞎奶奶又嘀咕了半天，歎了口氣說：「這幾年，你們家禍多吉少啊！」

　　我望望媽媽，媽媽望望我，又一起望著瞎奶奶。

　　「如果我說錯了，你們打掉我一嘴老牙。我屈指一算，你們家的男人他……怕是已不在人間……」

　　「媽……」我禁不住叫一聲，隨即緊緊地抓住了媽媽的手。

　　媽媽用有點兒發顫的手撫摸著我的頭髮，不一會兒，冰涼的淚珠一滴一滴地落在我的頭髮上……

　　那是一個深秋的夜晚，陰沉沉的。

　　蕭瑟的秋風吹得樹枝「嗚嗚」作響。剩下不多的枯焦的梧桐樹葉一片接著一片被吹到馬路邊的臭水溝裡。月色朦朧，星星在黑色的雲海裡掙扎著，偶爾露出，不久就又被黑雲遮蔽了。

　　爸爸坐在吱吱亂響的破籐椅上，無奈而又不平地對我和媽媽說：「如今動盪不安，反覆無常，這樣的日子好像無邊無沿似的……」

　　媽媽被這種生活弄怕了，總是戰戰兢兢，惶惶不安，一有風吹草動，就驚恐萬狀，仿佛整天被一根繩索懸在萬丈深淵之上。她幾乎是用央求的語氣對爸爸說：「娟娟她爸，說句寬心的話吧。」說著，緊緊地摟著我。

　　深夜，我們一家三口人擠在風雨飄搖的小閣樓裡總算睡著了。突然，門被踢開，幾支刺眼的手電筒照著我們。

　　爸爸大聲責問：「你們要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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