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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聞達說:「很好。」聞達的話戛然而止,他看了看手錶,恢復了平常的嚴厲和冰冷,站起來匆匆地就走,走兩步又回頭,甩著指頭警告我說:「進封鎖區是不准帶書包括教科書的,到時候沒有抄的機會的,給帶菌者開藥可是一定要寫拉丁文的。所以你要抓緊一點一滴的時間把拉丁文學好。」說完扭頭就走了。

  我沖著聞達的背影說:「是秦靜喜歡帶書。你弄錯了。」

  秦靜說:「是我是我。我委屈你了。」

  我說:「不要與我這個家庭婦女說話好不好?」

  秦靜說:「但是我當然可以不要書而流利地開處方。」

  我說:「誰又不能夠呢?還以為我真的是家庭婦女不成?」

  趙武裝說:「別與秦靜計較了,我也給你賠個不是行不行?」

  我說:「你們倒越發像真的了。」

  秦靜自然是又與我扭成一團。趙武裝在一旁不知幫誰才是好。在這個寧靜而又慵懶的午後,在封鎖疫點的前夕,我度過了青年時代最後一段有趣的時光。後來就再也沒有興趣與夥伴逗笑說傻話了。

  在大會召開之前,我一直趴在辦公桌上練習新黴素和磺胺眯的拉丁文寫法。秦靜不見了,她不用練習。從這天下午起,她不再與我如影隨形。

  11

  晚飯異常地豐盛。還是由食堂送到我們站裡來的。葷菜有紅燒肉、糖醋帶魚,蔬菜有冬瓜、豆角,豆製品有家常豆腐、幹子炒榨菜,湯有絲瓜雞蛋湯。二號病疫區處理現場指揮部的領導同志都來了。與我們一同在大會議室吃飯。以湯代酒為我們壯行。

  六點整,總指揮長揮動了一下小紅旗,說了一聲:出發,總指揮長是副市長,大家總也沒有記住他的姓氏。不過這倒沒有什麼關係,大家都感覺到副市長和藹可親,一聲:「出發」也吼得很有氣勢。一個副市長親臨現場,無論如何都能夠說明我們事業的重要性和偉大性。大家看上去自我感覺都比較膨脹,個個笑逐顏開,躍躍欲試。不由自主地就把巴掌都拍紅了。

  真正的出發時間是六點四十分,因為所有專業性的準備工作都必須經過聞達的檢查,然後由他根據封鎖疫區的程序調配車輛。到處都有人在叫「聞主任」。聞達「哎哎」地答應著,匆匆跑到前面又匆匆折身跑到後面,痛心疾首指手劃腳地批評化驗室糞樣盒帶少了,藥房的藥品品種太單一,萬一還發現有其他疾病患者呢?你不給予治療嗎?聞達扯著嗓子叫道:「要知道,我們是去封鎖,封鎖,封鎖!裡面的任何人是不能夠出來的。我們要給他們提供治療,防疫,吃,喝,拉,撤,等等,等等。」

  消殺科的裝備不合格。我們流行病室只帶五隻儲槽是肯定不夠的。聞達臭駡趙武裝說:「你吃了八年的稀飯嗎?臭塘乙村有九十九戶人家,四百四十五點五口人,是計劃生育的大漏洞。計劃生育不歸我們管,但我們不能不給沒有戶口的人接種疫苗!你告訴我?五隻儲槽夠嗎?」

  趙武裝只得嚴肅地回答:「不夠。」

  我自告奮勇他說:「我和秦靜拿儲槽。」

  我拉著秦靜跑到供應室,請窗口的護士們都讓開,對漂亮的小謝說:「我們可以再拿五隻大儲槽嗎?」

  秦靜說:「能夠儘量快一些嗎?」

  我和秦靜既客氣又優雅,裝出有幾分怕她的樣子。小謝氣得翻著白眼,用力地把儲槽一隻一隻地頓在領料臺上。我們抱起儲槽,目不斜視地一直走出走廊才愉快地笑起來。

  我們都穿上了進入疫區的正規防疫服裝。除了自己貼身的衣服之外,一層白大褂,又一層後面開口的白大衣,沒有想到這種白大衣是加厚的棉布,穿在身上跟盔甲一般。再把工作帽一戴,口罩一戴,飛行員的眼鏡一帶,齊膝的長筒膠靴一穿,裡頭就開始嘩嘩地出汗。武漢的夏天,三十五至三十九攝氏度的氣溫。沒有幹活人就差不多要熱昏了。大家高興地抱怨說:「平時我們什麼都要不到,這次上面一重視,夏天都恨不得給你發棉襖。既然這麼地把我們當人,再熱我們也得全穿上。」

  我們一個個全副武裝地從防疫站出來,體態臃腫,伸著胳膊,像大空裡的宇航員一樣,笨拙緩慢地爬上汽車。

  馬路上圍觀的群眾人山人海,後排的人站在自行車上。保衛科的人不時地逮住一個沖過來的愣頭青,把他們往人群裡掀,他們掙扎著叫喊:「疼死我了!」人們相互打聽著:「這是在幹什麼?出了什麼事情?」有一些年紀大的人自以為德高望重,徑直走到了防疫車跟前,問我們:「小大夫同志,發生什麼事情了?需要我們的幫助嗎?」

  我說:「需要。我們請您回到自己家裡去。」

  我的俏皮話在這一次的行動中獲得了一個展示的機會。全站的人都開始認識到我的詼諧有趣。

  六點四十分,聞達跳上了第一輛指揮車。我們浩浩蕩蕩的車隊終於出發了。我們朝西行進,晚霞滿天,太陽正在西下,紅彤彤地映照著我們的車窗,給我們一種迎著朝陽向前進的錯覺。不過錯覺也同樣鼓舞人心。

  在十字路口,我們遇上了紅燈,第一輛指揮車拉響了警報器,呼嘯而過。後面的救護車和防疫車裝備的是急救警報,與公安的警報聲音不一樣,但是也跟著嗚鳴叫了起來。所有的紅燈對我們都沒有了作用,我們一一地呼嘯而過。我把臉緊緊貼在車窗上,看著一馬路的車輛統統在給我們讓道,我的眼睛潮濕了。參加防疫工作三年來,我也曾屢次地外出訪視病人,去其他城市,去農村,去工廠,去礦山追蹤傳染源,我們總是坐長途汽車,和農民以及他們的雞和豬擠在一起。我們穿著解放鞋,在火辣辣的太陽底下一走大半天。天長日久,所以產生了關於我們的一段民謠:遠看是一個要飯的,近看是一個燒炭的,一問是一個防疫站的。現在誰會以為我們是一個要飯的或者是一個燒炭的呢?這麼一撫昔追今,淚水湧了上來。聽見我吸鼻子的動靜,趙武裝說:「你這人哪,完全是狗肉上不了正席。」我說:「我是狗肉又怎麼樣?」

  他們嘲笑我,可他們也一直把臉貼在車窗上,車窗的玻璃眼看著起了一層霧,大家都在湧動淚水。

  只用了我們昨天夜裡三分之一的時間,臭塘乙村就已經遙遙在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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