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260)_陳彥_學達書庫

二六〇

　　寫到這裡，得趕快聲明：小說純屬虛構，請勿對號入座。在小說前，我也十分落套地寫下了這句話。無論憶秦娥與小說中的其他人物呈現出的是什麼形象，都是虛構的，這點不容置疑。我還是要說魯迅的那句話，他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角色。不過我的憶秦娥因為是秦人，嘴就拼不到浙江去，臉也拉扯不上北京的皮。都是我幾十年所熟知的各類主角的混合體而已。很多時候，自己的影子也是要混在裡面搖來晃去的。從現在的生物技術發展看，這種人在未來，製造出來也似乎不是沒有可能的。我寫她，是時鐘的敲擊，是現實的逼催，是情感的抓撓，也是理想主義的任性作祟。我更希望從成百上千年的秦腔歷史中，看到一種血脈延續的可能。很多人能做主角，但續寫不了歷史。秦腔，看似粗糲、倔強，甚至有些許的暴戾。可這種來自民間的氣血賁張的汩汩流動聲，卻是任何廟堂文化都不能替代的最深沉的生命呐喊。有時吼一句秦腔，會讓你熱淚縱流。有時你甚至會覺得，秦腔竟然偏執地將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進取精神發揮到了極致。我的主角憶秦娥，始終在以她的血肉之軀，體驗並承繼著這門藝術可能接近本真的衣缽。因而，她是苦難的，也是幸運的。是柔弱的，也是雄強的。

　　我拉拉雜雜寫了她四十年。圍繞著她的四十年，又起了無數個爐灶，吃喝拉撒著上百號人物。他們成了，敗了；好了，瞎了；紅了，黑了；也是眼見他起高臺，又眼看他台塌了。四十年的經歷，是需要一個長度的。原本雄心勃勃，準備寫它三卷，弄成一厚摞，擺在架上也耐看的。結果不停地被人提醒，說寫長了鬼看，我就邊撒網邊提綱了。其實也能做成「壓縮餅乾」。但我卻又病態地喜歡著從每早的露珠說起，直說到月黑風高，樹影婆娑。在最後一遍修訂《主角》時，得一機會去南美文化交流，因為有幾場座談，要做功課，我就用兩個多月時間，把拉美文學與戲劇梳理了一遍，不僅複讀了聶魯達、帕斯、博爾赫斯、馬爾克斯、庫塞尼等早已熟悉的詩人、作家、戲劇家，還帶著略薩的《綠房子》和薩瓦托的《英雄與墳墓》上了路。除驚歎于拉美作家密切關注社會問題，以反映社會為己任的現實與現代感外，也驚詫著他們表達自己心中這個世界樣貌的構圖與技法。但拉美文學再奇妙，畢竟是拉美的。只有踏上那塊土地，瞭解了他們的人文、歷史、地理，才懂得那種思維的必然。在智利、阿根廷、巴西，幾乎遍地都是塗鴉，一個叫瓦爾帕萊索的城市，甚至就叫「塗鴉之城」，「亂寫亂畫」「亂貼亂拼」得無一牆潔淨。那種骨子裡的隨意、浪漫、率性，是與人文環境密切相關的。拉美的土地，必然生長出拉美的故事，而中國的土地，也應該生長出適合中國人閱讀欣賞的文學來。從這個意義上講，《紅樓夢》的創作技巧永遠值得中國作家研究借鑒。松鬆軟軟、湯湯水水、黏黏糊糊，丁頭拐腦，似乎才更像我理解的小說風貌。當然，這些原湯、材質，一定得像戲劇一樣地拱鬥勾連、嚴密緊結起來。一場牆上掛槍，三場務必弄響，弄不響，我也是會把槍從窗口撇出去的。從出版家的角度講，都是希望長篇短些再短些。尤其害怕多卷本，不好賣。說這年月，也沒人有耐心看。可我又該鋸掉哪條胳膊，砍掉哪條腿呢？抑或是剜去臀尖組織，削去半個嘴臉？我已然把三卷壓成了兩卷。再壓，就算「自殘」了。那段時間，我剛好犯了肩周炎，痛得就想把左蹄髈渾渾砍掉了事。如果這只蹄髈能替代小說的刪節，我還就真豁出去了。我請青年評論家楊輝和西北大學文學院的院長段建軍幫忙砍，他們大概是礙於情面，看來看去，都說不好下手。編輯家穆濤甚至說：老兄別弄得太殘忍，讓我們當了劊子手，你卻扮成善良的竇娥她娘，一邊收屍，一邊哭天喊地。

　　回顧創作《主角》近兩年的日子，還真是有點感慨萬千。要不是突然有了寒暑假，我還的確拿不下這大的活兒呢。我總是那麼幸運，幸運得像上帝的寵兒，在最需要時間的時候，時間就大把大把地塞給了我。突然調到一個新單位，履職的第一天就放暑假了。我還誠惶誠恐地問辦公室主任，這樣一休幾十天，不違規嗎？他說學校放寒暑假，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就噗嗤一笑，偷著樂呵地鑽進了一個全然封閉的處所，泡方便面、沖油茶、啃鍋盔地開始了《主角》的「長征」。

　　有時甚至寫得有一種「淪陷」感。幾十年的積累，突然在這個節點上，一下被攪動、激活起來，也就「掄圓」得一發不可收拾了。我不善應酬，工作之餘，不懂任何眼色與關係的打理。只一頭鑽進書房，像捂著眼睛的瞎驢一樣，推著磨碾亂轉。一年多時間，唯一停下來的，是在大年初二到初四的三天。我不得不在這裡囉嗦幾句：那幾天，幾乎所有手機，都被一個打工者的橫禍所刷屏。這個可憐人，新年也攜著家人去了動物園。他給妻、兒都買了看老虎的門票，自己卻為省那一百五十元，而翻越四米高牆，生生葬身虎口。他若手頭真的寬裕，又何必如此賤作卑瑣呢？讓人感到悲哀的是，他的死，不僅沒有引起同情，相反還招來了一連串「死了活該」的逃票譴責。不少人倒是同情起了被槍殺的食人虎。紛紛對「虎哥」憑弔痛悼有加。我突然中止了寫作，不知寫作還有什麼意義？那幾天，我不斷想到古老戲曲裡那些有關老虎的情節。從來惡虎傷人，都是有英雄要捨身喊打的。怎麼現在都站到「虎哥」一邊去了？難道這真是一種生命平等、生態平衡的世紀覺悟？直到正月初五，我才又慢慢回到書桌前，努力給自己寫下去尋找一點意義支撐：不正是因為人間需要悲憫、同情與愛，憶秦娥才把戲唱得欲罷不能嗎？憶秦娥的苦難，憶秦娥的寬恕，憶秦娥的堅持，不正在於無數個鄉村的土檯子前，總有黑壓壓簇擁向她的人群嗎？在中國古典戲曲裡，英雄制止惡虎傷人，從來都是關乎「正義」「天理」的橋段。因此，數百年來戲曲的大幕總是能拉開。而拉開的大幕前，即使「燕山雪花大如席」，也都不缺頂風冒雪的看戲人。文學與藝術恐怕得堅定地站在被老虎吃掉的那個可憐人一邊。最是不能幫著追究逃票者的責任了。我相信我的主角憶秦娥，如果由武旦改扮武生，是更願意為這個弱者演一折《武松打虎》的。

　　這部小說在寫作一開始，就得到了很多鼓舞我鬥志的關愛。作者最擔心的是作品發表問題。而《主角》一開筆，就被幾家有影響的出版機構所念叨。他們不僅遠程關心進度，而且幾次來西安，當面撫摸近況。尤其讓我感動的是，施戰軍先生在得知我《主角》開筆後，就捎話讓先給《人民文學》。並派編輯楊海蒂女士，緊盯住我的創作進度。楊海蒂說，是因了《裝台》，而使他們對《主角》有了信心與期待。我說可能太長，她說長了選發。這種鼓勵、鞭策與信任，當然是十分巨大的了。小說出來，我把郵件發去僅三天，他們就敲定了十余萬字的節選方案。我十幾歲就是《人民文學》的讀者，知道它的分量。這對一個創作者來講，的確是莫大的鼓舞。後來，《當代》主編孔令燕女士，又十分抬愛地決定將小說前半部分，刊登在了《當代長篇小說選刊》上。緊接著，《長篇小說選刊》主編付秀瑩女士又打來電話，很是提攜地將拙作的後半部分也刊發了出來，這讓一個寫作者，委實有了一份老農秋收般的光榮與喜悅，一時間，好像玉米也成了，大豆也成了，地畔子上還隨手擰回一個大南瓜來。

　　最終，我將稿子給了作家出版社，是他們恩寵過《裝台》，也感謝著他們對《主角》的「高看一眼」。社長吳義勤和總編輯黃賓堂先生，從頭激勵到尾，並敢「隔著布袋買貓」。這種信任，讓我的創作始終處於巨大壓力之中。讓我感到興奮的是，《裝台》的責編李亞梓女士，又被再次確定為《主角》責編。她僅用五天時間，就讀完了全稿。一天晚上，我正掛著計步器走路，她打來電話說：剛剛讀完，興奮得不能不跟你通話。那些鼓舞人心的話語我就不說了，反正她的語氣和用詞都讓我立馬有點飄飄然起來，返回的路上，開車差點壓了一隻不知這慫人是如何興奮至此的流浪狗。

　　小說寫得長，後記話也多，打住，不說了。

　　2017年12月6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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