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漏街的蔔語(56)_陳染

五六

　　▼空的窗

　　孤獨的人最常光顧的地方是郵局。老人是在兩年前的黃昏時分得出這一結論的。無論你相信抑或不相信，他都對自己的發現表現出堅定不移的信念。

　　兩年前的一個沉悶而陰鬱的下午，綿綿的雨霧終於在噝噝啦啦糾纏了七天七夜之後打住，太陽灼熱的光線像一把寒光凜凜的匕首，從太陽應該消失的西天角斜逼出來，橫亙在鼠街的中央地帶，這時已是遲暮時分。老人正站在街邊觀望著什麼，他發現自己有一半臉頰亮在陽光裡，另一半臉頰埋在陰影裡，於是，他把自己的臉完全拉進街角的一級高臺階上面的陰影裡邊去。

　　這舉動與他的心境有關。比如，有一天夜晚，我送兩個朋友去車站，一個男一個女，這男人和女人本身並無故事，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一個天南一個地北，在來我家做客之前並不相識。我要說的是在我送別他們的時候，那場景所給予我的對人生的一點小感悟。

　　那女人外觀豔麗且淒涼，黑黑的長髮披散著被夜風撫弄得時起時落，飄飄揚揚，像一面柔軟的黑色緞旗，眼睛大大地洞張著，裡邊盛滿憂鬱，在黑夜中閃閃爍爍，楚楚動人。作為女人，我對擁有這種眼睛和神韻的同類，會從心靈裡某個深深的部位產生一種疼痛感，這個格調總與我自己的生活經歷相投合。她剛剛離了婚，從遙遠的北方城市逃到我生活的這個城市。當時，夜色已經很濃稠，車站正好有一盞路燈突兀地亮著，在四際茫茫的黑暗中，這燈光給人以突然的暴露感。

　　我們三個人在站牌下站定後我所看到的第一個動作就是那女人向後退了一步，把自己的臉躲進身後一條電線杆的瘦長的陰影裡。隨即，我發現我自己也閃了一下身，躲開那令人暴露的燈光，和她並排而立，腳下踏著那條橫臥在鼠街車站的電線杆的影子，我們倆從頭到腳被電線杆的影子保護起來。

　　我們的對面，在光禿禿四處無藏的光亮裡，那男人（我當時在自己心裡把他塑造得完美無缺，我熱戀著我自己想像而成的男人，而這男人其實與他關係不大）樂呵呵迎視而站，眼睛安然地裸露在光芒之下。他是從一個邊遠的南方小城過五關斬六將殺進我生活的這個文化氛圍很濃的城市裡工作的，並且很快又將離開我到一個遙遠的國度去學習，因此，他心中充滿信心和希望，並不因離開我而覺失去什麼。

　　我的這個對於人生的一點小感悟就是在此時產生的：倘若你在任何一種光芒裡——比如目光、陽光、燈光——看到兩個或三個或四個人聚在一起，他們每個人對於光芒的或迎視或背立的選擇，絕不只是一種偶然為之的空間位置，那絕對與心境有關，似乎是很隨意的站立位置，但那卻是一種必然的結局。

　　兩年來，種種回憶使我一直在思索黑暗與光亮這個既相悖又貫通的生命問題。這個問題與我下面的故事有關。

　　那一天，在陰雨初晴的黃昏時分，老人被忽然綻開的陽光逼到鼠街東側的高臺階上邊的陰影裡邊去。高臺階的上邊正好是一家小郵局。七天七夜的綿雨過後，郵局裡顯得格外繁忙。孤獨的老人，忽然發現在死寂的生活中有一塊角落與全世界相連，人們在這裡與遠在太平洋那一邊的親人愛友清晰地說著話。一個女孩在走出電話間時，神采飛揚地說，她剛剛聽到了紐約清晨清掃街道的灑水車的聲音。

　　老人心中莫名地激動起來，這裡還是疲倦的黃昏，而太平洋的那一邊已是陽光初照的清晨了，哦，世界有這樣大！老人興味十足地在郵局裡觀看起來。有人風風火火排隊寄發郵政快件，有人慢吞吞把信封投進四平八穩的信箱，還有人四處借著鋼筆或圓珠筆，以便填寫電報內容。有個面色蒼白得好像沒有溫度的年輕女人，握著電話筒，光流淚出不了聲。這個女人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幾天後，他在另外一個地方又見到了這個年輕女人。

　　老人連續好多天在郵局裡進進出出四處張望。有一天，他正在被這個繁忙的孤獨世界所感動，想著自己的這一生似乎沒有收到過什麼人的信，並考慮著給什麼人寫封信的時候，忽然他聽到一個很年輕的聲音從身邊掠過：「有病，有病，肯定這人有病。」老人的目光追隨著那聲音，那聲音是一位身穿墨綠色郵電部門工作服的小夥子發出的，他走到櫃檯裡，和一位穿同樣服裝的姑娘指指點點。老人湊過去，看到他們正嘲笑地議論一封信的信封。

　　老人戴起老花鏡，看到那信封上寫：北京八寶山老山骨灰堂第五區第一百零五號收。老人的心像被什麼東西攥了一下，他立刻想起兩天前在老伴兒去世後的她的第一個生辰日。那一天，他熄滅了房間裡所有的電燈，燃起三枝蠟燭，在昏黃的燭光下，他笨手笨腳包了五十九個一寸大小的餃子。老伴兒去世正好五十九歲。然後，他把這五十九個小餃子抛灑在鼠街西頭的一條通往遠處的污水河裡。河水像一隻龐大的鐵鍋裡的沸水，跌宕跳躍，小餃子落到河水裡猶若水耗子一般上下躥起，最後被河水跳著舞帶走了。可是，忽然，老人望著那遠去的河水哭泣起來，說餃子忘記煮了，還是生的。

　　那一天，正是晚飯前，太陽的餘暉把河水塗染成讓人心疼的血紅，我正好站在河邊，便走上去安慰老人說：陰間的吃法與我們陽間的吃法不同，餃子煮熟再吃是我們陽間的吃法，若按陽間的吃法把煮熟的餃子抛灑河中，你的老伴兒肯定在陰間無法收到。老人抬起頭望望我，似乎得到安慰。他說他好像見過我，在郵局裡，我舉著話筒光流淚不出聲。然後他就走了。我就是在那一天認識的老人。那時，我還可以像正常人一樣走路交談，像正常人一樣看到光明或逃開光明。

　　還是先把我放在一邊，繼續說老人的故事。我與這個故事的關係，到最後你便可以發現。

　　那一天，老人回到家，給老伴兒寫封信的欲望撞擊著他，他在房間裡走過來走過去，坐不下去站不起來，最後終於沒有寫。沒有寫的原因很簡單，他要訴說的太多太多，以致無法落筆，無法開頭和結尾，只好選擇沉默。正像我們太親太近的人，你無法描寫他一樣。你能夠訴說或描寫的對象，必須具備一個條件，那就是與你的距離，沒有距離，也就無法存在訴說和描寫。

　　老人把神思拉回到郵局裡，望望眼前那封投寄「北京八寶山老山骨灰堂第五區第一百零五號收」的信出了聲。

　　「年輕人，我要找你們郵局的局長。」他說。

　　那個穿郵局制服的青年抬起頭，看看老人莊嚴的面孔。擁有這種面孔的人肯定是有非見局長不可的事，是糊弄不走拒絕不了的。青年人朝著一個什麼方向都不是的空中一指：那兒。老人樓上樓下左邊右邊花了十七八分鐘時間，在第七與第八之間沒有房號的房間裡的第七十八號茶杯前終於找到郵局局長，在這個不大的郵局裡。老人氣喘吁吁掏出自己的證件，自我介紹說他是鼠街中心小學的退休教師，退休的時候正好老伴兒又去世了，他活著沒有了希望，沒有人再需要他，他希望局長能給他一份工作，他不要錢只是義務勞動。

　　局長先是漫不經心地聽著，後來他被老人眼角裡混濁的水花以及他那種為別人所掌握的懸而未定的希望感所造成的抽搐的嘴角所感動，「那麼你能做什麼呢？」

　　老人立刻來了精神，說：「我可以投送那些無法送達的死信。」

　　局長很是痛快，「好了，就這樣吧，每月我們發給你四十元就算補助費。」

　　「謝謝，謝謝！」老人一下子充實起來，輕盈起來，光亮起來。步伐鏗鏗然，螺旋下樓。手裡攥著第一封將要去送的死信。

　　這是兩年前一個很晴朗的午日所發生的事。就在那天，忽然之間，老人那無所依恃于世界又無人需要於他的孤獨感，在那個午日的矮矮的兩層樓梯的旋轉中消失殆盡。

　　生命又回到老人的軀體上，他覺得自己又活得充實而有意義起來，像他當年在鼠街中心小學與孩子們在一起時一樣，儘管「b、p、m」「人與入字的不同」，他講了四十二年之久，但他從沒有重複感，每一次講都如第一次。就像一個愛著一個女人的男人看見太陽每天都是新的一樣，就像熱愛生命的老赫爾曼·黑塞認為我們的生命永遠是出生後的第一天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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