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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我奶奶的頭髮被我的想像弄得一片花白，她老人家的三寸金蓮日復一日丈量著這個東方都市。我設想我的奶奶這刻正說著上海話，我傾聽上海人好聽的聲調，感動得要哭。可我聽不懂上海話，正如我沒法聽懂日語。我在夜上海的南京路上通宵達旦地遊蕩。我儘量多地呼吸我奶奶慣用的空氣。我一次又一次體驗上海自來水裡過濃的漂白粉氣味。 　　因為尋找，我學會了對自己的感受無微不至。每一次感受奶奶就靠近一次，我的胸中就痛楚一次絕望一次。十一天的遊蕩我的體重下降了四公斤。感覺也死了。我拖著皮鞋，上海在我的腳下最終只成了一張地圖，除了抽象的色彩，它一無所有。我相信了父親的話，這個世界上沒有上海。上海只是一張地圖。它是真正意義上的地圖，比例1∶1，只有矢量與標量，永遠失去了地貌意義。但上海是我奶奶巨大而遙遠的孤島世界。她老人家的白髮在海風中紛亂如麻，她老人家站在岸邊思鄉。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上海就是我奶奶的天涯。人類的宇宙只有一個中心，那就是家園方言，也就是地圖上那一塊固定色彩。世界就是沿著家鄉方言向四周輻射的語言變異。 　　那個下雨的午後我獨自一人向上海火車站步行。上海的雨如上海人一樣呈現出矛盾格局。我的頭疼得厲害。巨大的廣告牌不停地提醒我上海的國際性質。我一步一回頭。在雨中我一步一回頭。我一次又一次回頭。我對所有老年女性呈獻上我的關心與幫助。她們用警惕的目光注視我，捂著包離我而去。大上海像水中的積木。空間把我們這個世界弄壞了。空間的所有維度都體現出上帝的冷漠無情。我坐在火車站二樓茶座裡，透過玻璃再一次注視這個茶色城市。上海在玻璃的那邊無限安寧。 　　我的心胸空洞了。悲憫洶湧上來。這股浩淼的悲憫成了我上海之行的精神總結。我捂住臉，失聲痛哭。我在巴掌後面張大了嘴巴不能自已。我的四公斤在上海消失得無聲無息，只在我臉上留下多餘的黃色皮膚。歷史在這裡出現了裂口，被斬斷的疼痛鮮活熱烈地對我咧開牙齒。火車帶我去了北方，那裡有我的故鄉。火車在拐角處傷心地扭動，上海向南方遙遙隱去。我坐在車窗下記起了父親的話，這個世界上沒有上海。我記住這句話。多年之後我將把它告訴我的子輩。 　　奶奶那一年十七歲。這個年齡是我假定的。我堅信十七歲是女性一生走向悲劇的可能年齡。十七歲也是女性一生中最薄弱的生命部分。我奶奶十七歲的夏季酷熱無比，這個季節不是虛擬的。如果一定要發生不幸，夏季一定會安靜地等在那兒，不聲不響做悲劇的背景。奶奶剛放了暑假，在家裡歇夏。奶奶的父親是一位極有名氣的鄉紳，他從鎮江帶回了那台留聲機。那台手搖式留聲機整日哼一些電影插曲。奶奶的夏天就是伴隨那台留聲機和西瓜度過的。奶奶大部分時光坐在屋裡，無聊地望著頭頂上的燕窩。 　　奶奶的雪白手臂時常體會到紅木桌面的冰涼。那種冰涼極容易勾起少女的傷春情懷。按照常識，這時候她心中無疑出現了一位男人，某個電影男演員或她的英文教師。她老人家那年的上衣應當是白色的，喇叭裙當然選擇了天藍。齊耳短髮，整天無精打采。有一幅憂鬱動人的面側。這種設想是那張惟一相片的精神派生，沒有史料意義。 　　奶奶的憂鬱在秋季即將來臨時結束了。夏季的末尾我奶奶再也沒有心思憂心忡忡。原因不複雜，掐一掐指頭也能算出來，日本人來了。日本人到我們故鄉的有關細節，我在另一部作品裡作過描繪，大致情形就是這樣：日本人的汽艇緩緩靠岸。表情凝重的日本人在石碼頭一排排站好，不久圍過來好多閒人。他們興奮好奇地看著一群人咿裡哇啦地挺胸、立正、稍息、歸隊。這時候不遠處的小閣樓上突然有人喊，日本人，是日本人！人們相互打量一回，轟地一下撒腿狂奔。 　　大街上彼此的推拉與踐踏伴隨尖叫聲使胳膊與腿亂作一團。小商販們的瓜果四處流動，茶碗與成摞的瓷器驚恐地粉碎，發出失措無助的聲音。日本人沒有看中國人的狼狽相。他們沒興趣。他們目不斜視，表情嚴肅。他們排成兩路縱隊，左手扶槍右臂筆直地甩動，在楚水城青石板馬路上踏出紀律嚴明的正步聲：噠。噠。噠。噠。 　　悲劇（似乎）總是發生在偶然之間。所謂偶然就是幾個不可回避碰到了一起。這才有了命，才有了命中註定。作為史學碩士，我不習慣依照"規律"研究歷史。歷史其實是一個浪漫主義詩人，他興之所至，無所不能。歷史是即興的，不是計劃的。"歷史的規律"是人們在歷史面前想像力平庸的藉口。歷史當然有它的邏輯，但邏輯學只是次序，卻不是規律。 　　對於中國現代史而言，日本是一個結。而對於我們陸家家族而言，日本人板本六郎是另一個結。 　　板本六郎在夏日黃昏隨小汽艇來到了楚水。一路上沒有戰事。作為這支小部隊的最高指揮官，板本六郎的注意力不在岸上，而在水上。中國河水有一種憂鬱氣質，習慣在安分中逆來順受。日本汽艇駛過的水面留下一道長長的水疤，使清涼變成一種視覺上的灼痛。板本六郎坐在汽艇的頂部，身邊是機槍手大穀松一。板本六郎軍帽後的擋陽布在夏風中躍動，不時拂動後腦的中國風，給他一種柔和動感的涼爽。 　　縣府的投降使佔領形如兒戲。戰爭就這樣，一寸土地有可能導致大片死傷，而大片疆域也可以拱手相讓。日本人進入楚水城首先做了兩件事：一，受降；二，到大雄寶殿拜見菩薩。日本人的這兩件事完成得極為肅穆，這兩件事本身卻互相矛盾。是一種大反諷。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板本六郎的這次宗教活動是麻木的。他不相信中國菩薩能聽得懂日語禱告。他的祈禱總體上心不在焉。他無限意外地，也可以說無限驚喜地看見了這樣一副對聯： 　　楊柳枝頭淨瓶水 　　苦海永作渡人舟 　　板本看見了兩行好書法。板本走過去，他投入了另一種宗教。板本的心智在皈依，是一種幸福細軟的文化靠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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