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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這座園子，在明代時，是新都出了當朝首輔又出了楊升庵這個狀元的楊家的花園。看過當地的一些史料，考證說，這個園子的水面上，早在唐代時就種植荷花了。所以叫桂湖，不叫蓮湖，是因為後來由楊升庵親自在這荷塘堤岸上遍植了桂花。現在，不是桂花飄香的節令，只有荷塘上漾動的馨香讓人身心愉怡。但懷想起這個園子當年的主人楊升閹，卻不免心緒複雜。 　　升庵是楊慎的別號。楊慎生於1488年，明正德年狀元，入京任翰林院修撰，翰林學士。公元1521年（明正德16年）3月，明武宗朱厚照病逝，武宗沒有新生兒子，便由他堂弟朱厚璁繼位，是為世宗。世宗當上皇帝，要讓生父為「皇考」。楊升閹的父親，時任首輔楊廷和等認為，繼統同時要繼嗣，也就是新皇帝要把應尊武宗之父為皇考，現任皇帝的生父只能為「皇叔考」。這麼一件皇帝家裡並不緊要的家事，釀成了明史上有名的「議大禮」之爭。一個國家的權臣與文化精英為這件屁事爭了整整三年。明世宗朱厚熜是明武宗朱厚燳的堂弟，明武宗之父明孝宗的侄子。因武宗無子，這朱厚熜才繼承皇位。按照封建王朝舊例，即所謂「禮」，朱厚熜應視為明孝宗的兒子，尊稱明孝宗為「皇考」，而只能稱自己的親生父親為「本生父」或「皇叔父」，絕不能稱為「皇考」。多數大臣，包括楊廷和、楊升庵父子的意見都是這樣。但也有少數阿諛拍馬的大臣認為朱厚熜是入繼大統不是入嗣為人後，故應稱本生父為「皇考」，而稱明孝宗為「皇伯考」。朱厚熜自然非常贊同後一種意見，並責問楊廷和等人說：「難道父母可以移易嗎？！」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嘉靖三年七月的一天，楊升庵鼓動百官，大呼：「國家養士一百三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反對派二百多位官員，跪伏哭諫。嘉靖皇帝大怒，把一百三十四人抓進牢獄，廷杖了一百八十多人，也就是當眾扒下褲子打屁股，當場就有十七人活活被打死。楊升庵也在十天中兩次被延杖，好在命大，又死而復蘇。後與帶頭鬧事的另外七人一道，受到編伍充軍的處治，被貶逐到雲南永昌（今保山）。 　　稟持儒家精神的傳統知識精英，常把大量的精力甚至生命浪擲於對於封建制度正統（「禮」）的維護，其氣節自然令人感佩。但在今人看來，皇帝要給自己的老子一個什麼樣的稱號，真不值得楊升閹這樣的知識精英付出如此慘烈的代價。在家天下的封建體制中，知識精英為維護別人家天下的所謂正統那種奮發與犧牲，正是中國歷史一出時常上演的悲劇。這個悲劇不由楊升閹始，也不到楊升閹止。他們這樣的義無反顧，如此的忘我犧牲，真是讓人唏噓感慨。頂著烈日，站著楊升閹塑像前，心裡卻冒出幾個字：為什麼？ 　　這個楊升閹並不我特別敬佩的那個楊升閹。 　　我對這位古人的敬佩源于在雲南大地上行走時，從當地史料和當地人口碑中聽到的那些有關他的傳說。明朝於洪武十四年（1381年）攻取雲南以後，建立衛所屯田制度，先後移民漢族人口三、四百萬到雲南，使雲南人口的民族結構產生了變化。至於楊升庵本人，從三十七歲遭貶到七十二歲去世，三十多年在雲南設館講學，廣收學生，而且，還在雲南各地遊歷考察，孜孜不倦地寫作和研究，寫成了牽涉學科眾多的學術著作。以他百科全書型的知識結構和不畏強權的人格魅力，使得雲南各族人民在楊升庵之後形成了一股學習中原文化的巨大潮流。這是知識分子的正途，在一片蒙昧的土地上傳播文化新知，以文化的影響為中華文化共同體的鑄造貢獻了巨大的功德。 　　楊升庵流放雲南，使他從廟堂來到民間，從書本中的綱常倫理走入了更廣闊的地理與人生。他每到一地，留意山川形勢，風土人情，徵集民謠，著為文章，發為歌詠。他在《滇程記》中記載了戍旅征途沿線的地理情況和民族風俗等，為後人瞭解西南邊疆情況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資料。更為難得的是他在放逐期間，深入了邊疆地帶的民間，關心人民疾苦，當他發現昆明一帶豪紳以修治海口為名，勾結地方官吏強佔民田，坑害百姓時，正義凜然地寫了《海門行》《後海門行》等詩痛加抨擊，並專門寫信給雲南巡撫，請求制止如此勞民傷財的所謂水利工程。 　　所以直到今天，在雲南老百姓中最受崇敬的三個神（或人）就是觀音、諸葛亮和楊升庵。有學者指出，明初之時，雲南和西藏，新疆，蒙古等地區一樣還是中原文化的「化外之地」。明以後，雲南的文化面貌便與上述地區大異其趣，主要是由於兩個原因，一個朝廷實行的衛所制度，再一個，就是楊升閹的文化傳播與教化之功。 　　但這樣的教化之功，並不能稍減他個人與家庭命運的悲劇感。楊升閹先生獨在雲南時，其夫人黃峨就在這個滿布荷花的園子中思念丈夫，等待他的歸來。遠在邊疆的升庵先生同樣也深深思念在這座家鄉園子苦等他歸來的妻子黃峨： 　　空庭月影斜，東方亮也，金雞驚散枕邊蝶。長亭十裡，陽關三疊。相思相見何年月？淚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結。鴛鴦被冷雕鞍熱。 　　黃峨也以《羅江怨》為題，回贈丈夫： 　　青山隱隱遮，行人去也，羊腸鳥道幾回折？雁聲不到，馬蹄又怯，惱人正是寒冬節。長空孤鳥滅，平蕪遠樹接，倚樓人冷欄幹熱。 　　今天，被倚欄人身體捂熱的欄幹也冷了，在夕陽西下之時，慢慢凝上了露水。我打開筆記本，翻出抄自雲南某地寫在某座升庵祠前的對聯： 　　罷翰林，謫邊陲，敢問先生：在野在朝可介意？履春城，赴滇池，若言歸宿，有山有水應寬懷。 　　這也不過是我們這些後人相同的感歎。出了桂湖公園，已是黃昏時分，在街邊一家粥店要了幾碟清淡小菜，喝湯色淺碧的荷葉稀飯。在公園門口去開車時，還意猶未盡，又踱進桂園公園牆外新開闢的公園，一樣荷塘深綠。我在一處廊子上坐下，給自己要了一杯茶。茶送上來，茶湯中還飄著幾瓣荷花。喝一口，滿嘴都是荷香。帶著這滿口餘香，我起身離開。不經意間，卻遇到了前輩作家艾蕪先生的塑像。當年，這個同樣出生在新都縣的年輕人，隻身南游，經雲南直到緬甸，為中國文學留下一部描寫邊疆地帶的經典《南行記》。我在這尊塑像前佇立片刻。心中湧起一個問題，先生選擇這條道路，可曾因為受過升庵故事的影響？艾老活著的時候，我還年輕，不懂得去請教去探尋他們傳奇般的人生，如今斯人已去，也就無從問起了。隔兩天，北京來了一位文化界領導，要去看望馬識途馬老。邀我陪同前去。他們交談時，我的目光停留在馬老書案後掛著的橫幅字上。字是馬老的，文也是馬老的，叫《桂湖集序》。上世紀八十年代，巴老曾回到故鄉成都。曾和艾蕪、沙汀和馬識途同游桂湖。馬老此「序」即記此次遊歷。馬老手書的序文後，還有巴金、艾蕪、沙汀的簽名。那一刻，我深懷感動，心想這就叫做文脈流傳。更想到，如果自己願意時時留心，正在經歷的很多事情都暗含著神秘的聯繫，都不是一種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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