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關係(54)_楊景標

五十四

　　四

　　有句老話：樹挪死，人挪活。人要變動才能生存，人類似乎就是一個遷徙的物種，這也充分反映了我們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習性。據說我的祖先曾是吳越百姓，後來輾轉來到中原，世居河北，到了我祖父那一代又去了東北，而輪到我這一支又來了北京。我的子孫後代是不是從此就紮根這皇城根下了呢？我還不敢下這樣的結論。

　　我是還不敢肯定自己，人生總是充滿了變數。

　　我從偏遠的小城挪到省城，又從省城挪到了首都北京，期間雖也遍嘗周折坎坷，悲歡離合，但總的來看，我還是在進步，無論在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這似乎也印證了"人挪活"的樸素真理。家鄉自不必說，平心而論，在感情上，對於省城和北京這兩個第二故鄉，我更偏重省城。可以說兩年來我已和首都人民一起溶入了生活的洪流，但不知為什麼，北京卻總有一面讓我感覺陌生，每當看到那沖天林立的高樓大廈，和那往來穿梭的車水馬龍，我就會很強烈地意識到自己是個異鄉人。

　　而省城不同。我畢竟在那兒生活了六年，何況還是我大學畢業後進入社會，從青春期到釋放期的托身之所，我在那兒歷練，成長，成熟；我在那戀愛，失戀，放縱。我對曾踩踏過的那些大街小巷的一草一木都很留戀，雖然我現在已感受不到它們彌漫著世俗味道的氣息；我對曾一起對酒當歌的那些深的淺的朋友仍然懷念，儘管有的已經好久都不聯繫，時間和距離無疑已沖刷掉了抹在我們友情上的那層濃汁。不可否認，省城的一切一直存活在我美好的記憶中。

　　一周之前，我曾給省城幾個要好的朋友打電話，告知了他們我一月三十日在省城舉行婚禮的消息，他們的語氣都表現得喜悅興奮，但隔著電話線我也能感覺得到，已經生份了。他們分別是省法制報記者劉大軍、某段鐵路員警張兵、某行業雜誌記者劉進，再加上原晚報記者徐冬，我們曾是一個快樂的圈子。我是最後打給劉大軍電話的，按理我應該先打給他，相對而言，在朋友中，除了徐冬我們的關係最近，可我一看見他那十一位數的手機話號碼就手怯，這是一種潛意識的心理作用在作怪。

　　我不是壞人，但我也不得不承認，某種意義上講，我也不是什麼好人。還是在省城時，有一次幾個哥們兒一起去一個海島玩，那天的篝火晚餐，幾個人都喝醉了，惟有我和劉大軍的前妻聶雲還保持著清醒，於是那個夜晚，在海邊那張晾曬的破魚網上，不應該發生的一幕發生了。我們僅有那一次。後來劉大軍和聶雲離了婚，聶雲就離開了省城，他們離婚當然不是因為我。再後來，我離開省城來了北京，沒想到又遇到了在秀水做生意的聶雲，本就有一夜之緣，她和劉大軍又離了婚，而且是他鄉邂逅，舊情重溫，我們也就沒有什麼禁忌了。

　　我與聶雲那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直到我和黃鸝登了記又返回北京後，才算兩清。當然黃鸝不知情，就象一些事情我沒問她一樣，她也從來沒問過我，我們在一起後，聶雲和我確實沒再聯繫過。而劉大軍到現在也還不知曉。欲望和情感的事往往難說清楚，我也許可以找個藉口和理由安慰自己，但卻做不到，我內心總充滿著愧疚和自責。劉大軍現在混得不錯，我離開省城的第二年他就一邊做記者，一邊創立了一家模特舞蹈培訓學校，和聶雲離婚後雖一直保持著單身，但據說他每天開著寶馬車閒逛，被他泡的女孩也能辦個班兒了。

　　一月二十九日一大早，我們就從北京出發開赴省城了，因為前一天的教堂婚禮搞得我們很疲憊，我眼睛還睜不開呢，就被黃鸝硬生生拽了起來，我看黃鸝也滿臉倦容，但興奮指數顯然更高，真搞不懂？婚禮對女人來說就那麼重要？我和黃鸝坐了她父母那輛車子，我父母搭乘了省城電業局駐京辦主任的那輛車，黃鸝的父親還是省城電業局局長時，他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我們在京的婚禮他就參加了，卻還要參加我們在省城的婚禮，看樣子與黃鸝父親的關係確實很鐵。兩輛車一前一後還在高速上，劉大軍就給我打了手機。

　　劉大軍問我到哪兒了，然後又問我幾點能到，我說大約晚五點左右吧，他就說飯店的房間都訂好了，哥幾個想先為我和黃鸝接個風，並補充說主要是想先見見黃鸝，說聽徐冬說黃鸝長得跟戴妃似的。我在省城時還沒和黃鸝密切往來，他們幾個確實都沒見著，不過不知道徐冬是否真那樣向他們形容過黃鸝，怎麼就跟戴安娜扯上關係了呢？黃鸝的鼻樑也不高，眼睛也不藍，頭髮也不金黃，骨架也不那麼粗壯高大，根本風馬牛毫不相及。我知道劉大軍在開玩笑呢，卻也沒理他那根兒鬍子。

　　我說："咱晚上能不能別聚了，說實話大軍，這兩天可把我倆折騰慘了，想好好休息休息，明天還要婚禮，等明天婚禮完事兒，咱們再單聚一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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