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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我一當兵就是整15年,15年沒回過一次家,也不敢想起「家」這個字。15年中,有無數次,我都有可能死掉。在馬鴻逵的教導團裡,有不少人被蚊子咬死,我沒有死;後來在戰場上多少人戰死了,我也沒有死。無論是在教導團還是軍營裡,每天早晨我都要比別人早起一小時,跑到野外對著韜河的方向大吼三聲,一聲比一聲高,一聲比一聲長!這麼喊上三聲,我心裡就舒服了,這三聲,也算是對你爺爺、你奶奶、你伯父的一個交待,讓他們知道我還活著,我並沒有死,也沒有忘記報仇。解放那一年,我們的部隊投誠後,我在吳忠做小買賣,打算看看形勢再決定是否回家。有一天,楊得志的一個團經過吳忠,團長竟是我的戰友。當年我們是在半路上碰著的,然後一起從固原步行到銀川,後來他受不了蚊子咬,逃跑了。他說,團裡面有個營參謀的缺,你來頂上吧。

  就這樣我又成了解放軍。

  父親每次都強調相同的細節:伯父隨時藏在袖筒裡的銅棒子,銅棒子神奇地飛出去,輕輕撥落劈頭而來的利斧——伯父死後,脖子又被擰了無數圈——爺爺的棉襖上,火星一閃,爺爺的身子也一閃——刺刀在爺爺的肚子裡轉一圈,爺爺罵一句,轉一圈爺爺罵一句,直到再也發不出聲音——麥垛眼看裂了縫,奶奶叫了聲「我的娃」便當場昏死過去!這些細節,實在太讓我難忘了,我每次聽了都會全身發冷,有時候還會禁不住發抖。但是,我一直不敢承認,自己聽了這些故事,從來都沒有揭竿而起的復仇欲,恰恰相反,每次我都是怕得要命,有時怕得連門都不敢出。不去上學的時候,我幾乎整天都縮在家裡。

  有那麼幾次,鄰居家的夥伴們硬拉我出去模仿電影《南征北戰》中的場面,分成兩派打仗,當石頭瓦片飛起來時,我總是想起父親反復強調過的那些細節,總是看到血從地上飛到天空去了,伯父、爺爺和奶奶在眼前相繼倒下去,一個接一個,表情特別怕人,倒下去後,地上及時裂開一個口子,把三張臉連續吞進去。大多數時候我只好一個人待著,無聲無息,像蟲子一樣蜷縮在任何一個角落裡。不過,越是這樣的時候,我也越發現自己是多麼愛伯父、爺爺和奶奶。我甚至覺得他們比爸爸媽媽還要親。但是,一想到應該為他們做些什麼時,我總是慚愧得要命,因為我知道,自己實在是一個天生的膽小鬼。

  父親講這些故事的目的是什麼?

  是希望我們去復仇嗎?這一點,父親自己大概也說不清楚。有時,父親講完家裡的故事,還會順便講講「越王勾踐」「吳王夫差」的故事,這些故事,加上伯父、爺爺和奶奶的故事,暗示著什麼原本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復仇,通過復仇恢復一個家庭失去的名譽。自古以來所有這類事情,都是這樣的結果。父親也確實常常提到「名譽」這個詞。父親的意思我是理解的:一個家庭差點被斬盡殺絕了,一個家庭的名譽,就是一個需要儘快恢復的問題,尤其是當有人倖存下來的時候。倖存者惟一應該做的事情當然就是復仇,復仇!就是恢復家庭的名譽!可是,事實是什麼呢?是時代不同了,天下太平了,「新的時代用足可消化鋼鐵的腸胃把舊時代的一切恩怨都消化掉了」。

  最後這句話是父親最常說的。

  有那麼幾次,父親把話完全說白了:你伯父被殺前是國民黨黨員,是韜河縣保安團的副團長,我呢,由於幸運地遇上了老同學才及時地改變了身份,繼而又轉業到地方,成為一名國家幹部。而「對方」呢?哥幾個當時都是韜河赫赫有名的土匪頭子,但是後來——後面的話父親實在不便直說出來。我自然是明白的。

  我上小學時,貧協主席就是「對方」家的人。不過,我奇怪的是,貧協主席看上去一點都不壞,每次見了我都笑眯眯的,有時甚至會充滿愛意地摸摸我的頭。有一次,我在教室裡剝吃玉米杆——和嚼甘蔗的方法一樣,把玉米杆光滑的外皮剝掉,嚼吃裡面水分豐富的瓤子——不小心,左手的中指被劃破了,半個指頭蛋眼看要掉下來了,是貧協主席親自把白色的消炎粉撒在我傷口上,然後又仔細包紮好的。

  我曾不小心表露過對貧協主席的好感,父親當時沒有吱聲,只是長長地籲了口氣,倒是母親狠狠地掐了我一把,說:「沒出息。」

  父親沉默了好一會兒,才說:「咱們應該向人家學習,就像周總理說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大到黨派,小到個人,都應該這樣,時代變了,大家都是階級兄弟,個人的恩仇是動亂時代的特殊產物,應該讓它結束了。」

  可是,父親並沒有終止講伯父、爺爺和奶奶的故事,還是每隔十天半月開一次家庭會議,每次仍然會聲淚俱下。直到我離開家到外地上麻風專科學校時,才對父親的心情有了較深的體會。我設身處地地想:對父親來說,那是多麼近多麼近的恥辱呀!由於中間隔了一個時代,我們常常認為,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但屈指算來,事情過去了才二三十年呀。對一個僥倖逃生的當事人來說,二三十年和兩三天又有多少區別呢?而父親又能做些什麼呢?父親能做的無非是娶妻生子,然後便是不厭其煩地開家庭會議,鼻涕一把淚一把地給四個女兒一個兒子追述家史,除此之外父親還能做什麼?對他來說,只剩下追述的可能了,追述著時他心裡也會好受一些,也算是對死者有所交待。

  我是不是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如果沒有那就再說明白一點。「文革」一開始,我父親就變得坐立不安,事實證明他確實有過人的預感,一開始他就相信這次運動肯定是建國後歷次運動中最大的一次,大概很快結束不了,甚至要死人。我是半夜被他叫醒的。他問我:「麻風病真的不傳染?」我不知道他問這話的意思,我以前多次對他說過麻風病並不像大家認為的那麼可怕。我也多次炫耀過自己的知識:一個名叫漢森的挪威大夫,多次把麻風病人身上的結節植在自己身上,沒感染過一次。跟麻風病人生的孩子,並不見得就得麻風病。智利總統來中國訪問時,曾和廣州的麻風病人擁抱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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