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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這樣的數字等式,她見過不止一次了,不知道他在盤算什麼。既然上面寫滿了自己的名字,說不定這張紙條真的與自己有關。或許她還能從這些奇怪的數字中勘查出自己一心想要知道的某些隱秘。她把這張紙條偷偷地藏在褲子口袋裡,像做賊似的帶回了家中,一個人坐在燈下,皺著眉頭,細細地推究起來。

  到了半夜,她都快把腦子想穿了,也不知道數字和等式分別代表什麼意思。臨睡前,她偶然看了一眼桌上擺著的檯曆,心中突然漫過一陣驚喜:1961是年份,今年就是1961年。1938是自己的出生年份,23歲是自己的年齡。會不會,他是在計算我的年紀?

  第二個算式也不難理解。她很容易就聯想到,1912年這個數字或許是譚功達的出生之年,因為他一直在說他是辛亥革命後的那一年出生的。那麼26歲就代表兩個人的年齡差。如果他擔心兩個人的年齡差得太大而背上沉重的心裡負擔(其實是完全不必要的),他對自己陰晴不定的曖昧態度倒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不過白小嫻的年齡也並不比我大,他怎麼就不擔心了呢?到底是怎麼回事?假如能當面問問他就好了。

  那麼,第三個算式又說明什麼問題呢?關鍵是27這個數字。她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它是從哪裡來的。往後一連好幾天,她把所有的這些數字放在一起加減乘除,可無論如何也得不出27這個答案。玩弄這個數字遊戲,成了想像中她與譚功達維持聯絡的惟一途徑。

  她很多次試著給他家打電話,但每一次,電話裡總是傳來吹哨一般的嘀嘀聲……她也曾想過直接去他家找他,可她不知道他家的確切地址——只是隱隱約約聽說信訪辦的老徐就住在他家隔壁,當然,害羞和強烈的自尊心也不允許她這麼做。

  最後她決定給譚功達寫封信,可以托老徐帶去。這封信她寫了差不多一整天。寫了撕,撕了再寫,紙簍很快就滿了。她不能把信寫得太露骨,因為這樣一來,萬一遭到對方的回絕,她只能是自取其辱——經過反復盤算,她認為這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雖然譚功達曾當她面說過一些讓她心跳氣喘的瘋話,可她無法瞭解他的真正態度。那張紙條上的數字除了表明他的憂慮之外,畢竟不能說明太多的問題。

  當然,她也不能把信寫得過於晦澀。那樣一來,譚功達這個粗心人極有可能不把它當一回事,甚至看不出自己藏在裡面的那點小心思……就這樣,快到下班的時候,她總算把這封信寫完了,它只有短短的一行。佩佩悲哀地想到,即便在兩個有情人之間,非說不可的話,竟然如此之少:

  電話打不通。現有一事相商:我打算從縣上辭職,你的意見如何?

  她覺得這封信不冷不熱,不卑不亢,因而心中十分滿意。它雖然外表貌似冷峻,字面不留任何痕跡,但實際上卻暗藏著讓對方幫她拿主意,進而讓對方替自己作主的潛臺詞在裡邊。她的耳根有些發熱,臉上很快就泛出一片潮紅。經過仔細推敲,她又對這封信做了如下改動:

  電話打不通。現有一事相商:我也打算從縣上辭職,你的意見如何?

  與上封信相比,它雖然只多了一個「也」字,但意思又往前推進了一層。這個「也」字,恰如其分地在譚功達的被解職與自己的主動辭職之間,建立了因果關係,巧妙地反映出自己對譚功達被解職一事的同情,含有追隨對方的意圖。甚至也能多多少少表現出兩個人在命運上的共同性,以及自己打算與他共患難的決心。為了給這封信增加一點感情上的修飾,她把落款的「姚佩佩」三個字改成了「姚」,後來想想不滿意,就改成了「佩佩」。最後,她又有些不要臉地將「佩佩」改成了單字的「佩」。當她把這封信謄抄一新,裝入信封,封好口之後,不知不覺中已累得快要虛脫了。

  在去信訪辦的路上,她不安地想到,如果那個傻瓜仍然看不出自己的心思來,那可怎麼辦呢?

  第二天一上班,姚佩佩就在門邊的地上看到了一個信封。大概是老徐從門縫中塞進來的。她把這封信抓在手裡,有些不太敢看。由於沒有封口,她心裡就有一種不詳的預感。譚功達給她的回信是這樣的:

  姚佩佩同志:是否辭職完全由你自己決定。我沒有任何意見。譚功達。

  她怔怔地看著信箋上端「梅城縣人民政府公函」幾個紅色的大字,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氣得渾身發抖,差一點咬破了自己的嘴唇。

  譚功達用了「完全」和「任何」兩個明確的字眼來拒絕她,使她不能抱有任何的僥倖。這表明,譚功達不僅看懂了她信裡的潛臺詞,而且明確地予以拒絕。仿佛一個人不僅面目猙獰,而且還帶著厚厚的帽子(姚佩佩同志,而不是佩佩。),穿著高高的靴子(譚功達。而不是她期待的功達,或達),渾身上下裹得嚴嚴實實。與之相比,自己的那封信,簡直就有點赤身裸體了。她把那封信連同信封,都撕成了碎片。眼睛裡噙滿了淚水,心裡滿是委屈和羞恥,但更多的是仇恨!她甚至覺得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假如不是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從梅城浴室發現了她,進而把她調進縣機關工作,她也不至於在心底裡藏著那麼深的報恩的柔情,更不至於對一個四十多歲的糟老頭子抱有什麼幻想。譚功達就像舊小說裡的一個書生,搭救了一隻中了箭的狐狸,可又忽然把她拋下不管了。我真是自作自受,自作自受……

  她罵完了譚功達,又開始罵自己。她發誓再也不理他了。譚功達雖然被解了職,可她心裡還覺得不解恨,暗暗詛咒他,最好讓他下地獄!

  可是這樣怨毒的情緒只維持了兩個星期。到了七月末的最後一個星期五,她終於克服了自己的羞恥心、猜疑和怨恨,決定再給譚功達寫一封信,做一番垂死掙扎。這一次她決定直接約他出來見面。為了不讓自己因為期待他的回信而整夜失眠,她把寫信的時間推遲到星期六的上午。這樣,她的信發出之後,就下班了,對方若要拒絕她,也來不及通知。經過一番深思熟慮,見面的地點就定在她常常去的清真飯館,因為梅城只有這一家清真館,而且離縣政府不遠。他沒有理由不知道那個地方。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明天晚上六點,在清真飯館見面。有要事相告。不見不散,切切。

  不過這天晚上,姚佩佩還是一夜沒有睡著。本來她已經想好了,要晚到半個小時,借此小小地懲罰他一下,可第二天當她趕到清真館的時候,還是比預定的時間早了十分鐘。這令人難熬的十分鐘,她是在焦躁和狂亂中度過的。隨著時間像流水一樣無可挽回地從她指縫中流過,她的內心有一個瘋狂的聲音也在逐漸高漲。譚功達!你要再不來的話,我就要殺人啦!要殺人,要殺人!它媽的我要殺人啦!她的眼睛一刻不停地盯著窗外的那條林蔭大道,一直等到七點一刻,還沒見譚功達的人影。服務員懷裡夾著功能表,已經是第二次走到她跟前,問她要吃點什麼。她想都沒想就大聲答道:「對,我要殺人!」

  「你說什麼?」服務員吃驚地看著她。

  佩佩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正要解釋,她的身體突然一僵,眼淚差一點流了出來。因為有一雙手輕輕搭在了她的肩頭。救苦救難的菩薩,你終於來了!她回頭一看,像是被人潑了一盆冷水。

  原來是湯雅莉。

  「就你一個人,還是約了別的朋友?」 湯雅莉歪著腦袋,笑著問她。

  姚佩佩慌忙道:「就就就,就我一個人,一個人。」

  「那就一塊吃吧。」湯雅莉不客氣地在她的對面坐了下來。

  她拿出一包煙來,抖了抖,伸到姚佩佩的跟前。姚佩佩猶豫了一下,從中抽出一根,湯雅莉替她點著了火。這時,鄰桌坐著的一個老頭忽然走了過來,對他們道:「姑娘,年紀輕輕就學著抽煙,不好。」老頭話音剛落,湯雅莉就把桌子一拍,騰地站起來,指著他的鼻子罵道:「管你媽屁事!滾你媽蛋!」

  老頭嚇得一縮脖子:「好好好,算我沒說,算我沒說……」氣得渾身亂抖地走了。

  湯雅莉臉色蠟黃,像秋天被寒霜打黯的樹枝,無精打采。人也瘦了許多,脖子旁的兩根鎖骨使她的肩窩更深了。她的眼眶黑黑的,臉有點浮腫。兩個人抽著煙,互相望著對方,仿佛都不願意第一個挑起話頭。

  上次在會議室留下的不愉快,仿佛像一根木刺卡在姚佩佩的喉嚨裡。在對方沒有做出任何表示之前,姚佩佩沒有理由原諒她。而且,她對湯雅莉的這身裝扮本能就覺得不舒服。可她想到,說不定雅莉心中也正是這麼想的。在經過一段難堪的沉默之後,還是姚佩佩用腳在桌子底下踢了踢對方的鞋尖:

  「哎,想什麼呢?」她紅著臉問道。

  「想死。」湯雅莉表情木然地說。

  很快,她就掏出手絹來揩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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