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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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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當年,我正是基於對《婚姻法修正草案》的信任與期望,才決心入住一個「二奶」相對集中的村落,實施隱性採訪。那時正是冬季,離2001年春節還有10天。村中休閒亭裡擺放的年橘、大麗菊以及聖誕紅開得正豔,不回家過年的「二奶」們在村中過著她們平靜庸常的生活。我明白,假如不以一個平等的姿態和她們交往,假如沒有和她們一樣的「背景」,要想以一個記者的身份,從她們嘴裡掏出真材實料,那是一件異常困難的事情。 為便於接近她們,我杜撰了一個被人「拋棄」的故事,像祥林嫂一樣逢人便說。自我放逐的兩個月的「假期」是慷慨的,讓我的「採訪」變得從容不迫。我不僅在村中整日溜達,與一個個「二奶」廝混,還與一些利益相關者交朋友,如鞋匠、非法運營車司機以及水果鋪老闆娘、房東,幸運的是,我還在村中「二奶」們的引領下,走出村外,去探尋鄰近村落「二奶」們的生存狀態。 我對初次進村的情景依然記憶猶新。那是上午時分,我乘坐一輛計程車,車上有3床棉被和一張小小的電熱毯,那是母親替我預備的,她擔心我獨住怕冷。還有一大堆洗漱用品、檯燈和書籍。我原以為計程車可以將我送進那套我租住的公寓樓下,沒想到,進村的要道口有保安攔阻,向我們宣稱:村中有個規矩,所有的計程車不能進村內,只能停在村中菜市場的門口。 我沒有朋友沒有熟人,一人拎著兩大包東西,足足走了一兩百米,累得頭暈眼花。當我打開底層防盜門時,恰逢兩三位年輕女仔迎面走下樓來,見到我這位新房客,她們對我友好地點頭致意,和我打招呼。我的心霎時就愉悅起來。我的直覺告訴我,我會成功的,我會和她們交朋友,瞭解她們的歡樂和傷痛的。 在「臥底」海灣村的日子裡,我見證了底層「二奶」們的眾生相,可以說,這是我新聞採訪10多年以來所報導的最龐大和最能危及千家萬戶「堡壘」的群體。她們為了尋求城市生活和美好人生,做出了另類努力。這份努力,我總覺得有一種自虐式的悲劇的意味。作為一名記者,一位元職業女性,我的良知受到了觸動。 (二) 入住之初,村中一位有些權力的人士對我十分擔憂。他說,某些香港大婆會雇傭調查公司成員,偷偷入住村中調查「二奶」與老公的行蹤。因此,村中的居民警覺性很高,對步進村裡的外來人員都投以懷疑目光,要想配合記者採訪簡直是天方夜譚。 入住7天后,供職于計生部門的兩位好友——王先生和吳女士偷偷地來村中探望我。我的每一次隱性採訪都曾得到過他們無私的幫助。我獻寶似的帶領他們參觀我的蝸居,窗臺的資料和書籍,以及桌前作早餐用的半箱晨光牛奶,前房客留下的那兩串風鈴。王先生和吳女士就在我的公寓內聊天,我給他們講我「企街」的經歷和剛剛認識的「二奶」,大家興奮過度快樂異常笑聲不斷。就在笑聲的間隙中,我聽見隔壁阿豔的房中有些響動,忽然明白過來,我的公寓是不隔音的。天哪!我趕緊拉著他們離開了城中村,到附近街道上一家咖啡廳小坐。 在咖啡廳裡,吳女士想到我一個小有成就的記者,還像剛到深圳的外來妹那樣,過著清貧的生活,一直身處危險的境地,感動得直落淚:你這是何苦呢?難道做新聞記者都要這樣的嗎?她哭了好久,我勸也勸不住。王先生在一旁悶悶不樂地抽煙,過了許久,他說了一句:「別的沒什麼,千萬保重。」他們執意要送我一些傢俱用品,最終被我婉拒。 翌日,阿豔問起昨晚的事情。我搪塞說,老鄉來玩,多有打擾。 我的另一位元記者同仁,得知我入住此村的消息,怕我寂寞孤單,給我送來一部「愛華」牌收音機,令我十分感動。他們的鼓勵增強了我堅持入住的勇氣和信心。 我在與「二奶」們廝混的日子裡,往往關閉手機。我害怕接外人電話時稍有閃失,可能 會引來她們的公憤。為了和「二奶」們完全溝通,完全融入她們的生活,我幾乎忘記了我的真實身份。我和「二奶」們聊、打牌、賭馬、蹦迪,甚至陪同她們做婦科檢查。也許是我過分殷勤吧,有的「二奶」開始猜測我的真實身份。 3月1日,我決定陪阿春去值晚班。深夜11時30分,我給父親打了一個電話,告訴父親,我要陪一個叫阿春的「二奶」去桑拿中心上夜班,並將阿春的手機號碼告訴父親。我不是故弄玄虛,我沒有到過那種通宵達旦的歡娛場所,不知水深水淺,心中多少有點害怕。我頓了頓,又說:「如果我明天上午不回電話,你們可以打這個電話查找我的下落。」然後,我便掛斷了電話,不容他們多問。我知道,他們關心和擔憂的詢問,一定會摧毀我沉下水的決心。 那個夜晚,我在桑拿中心有驚無險,和阿春等人開著一場別開生面的「二奶」故事會,藉以度過漫漫長夜。我母親非常擔心我,她整晚都沒有睡著。父親提心吊膽地熬到天亮。第二天上午9時,父母親開始打我的手機,前後打了5個小時,一直打不通。阿春的手機也處在關機狀態。焦慮的母親催著父親去尋人,或者是去公安局報案。 下午3時左右,我給家中打了一個報平安的電話,全然不知家人的擔憂與不安。 就在我快要結束「臥底」採訪時,在阿春家的麻將桌上,五六位「二奶」充滿疑慮地盤問我究竟是幹什麼工作的?我反問她們:「你們認為我是幹什麼的?」 她們嘰嘰喳喳地幾乎跳了起來,因為混熟了,也就直說,有的說我是人販子,是老鴇,是調查公司的。我等她們說完,才反擊道:「有沒有搞錯?拿我這個大齡女子來玩,我只想從你們這兒瞭解香港男人,只是希望把自己嫁到香港去。」 說得合情合理,她們都相信了。只有阿春意味深長地瞥了我一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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