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89)_柴靜_學達書庫

八九

　　他現在想起此事，說當年的自己「其實是強詞奪理，就是我真的是對真實的人生缺少……我連敬畏都沒有，就是缺少大量的認識」。

　　與高曉松關在同一間牢室的人，有受賄的官員，行賄的老闆，打人的貴公子，黑社會，偷摩托車的……從前沒交集、不理解的人，現在關在一塊，睡在一個大通鋪上，每天輪著擦牢室裡的廁所，擦得明光鋥淨。

　　他原來覺得自己夠文，也夠痞，可以寫「白衣飄飄的年代」，也能混大街，後來才發現，「你也就混混清華附近的五道口，那些混西客站的根本不知道你寫的歌，也不認識你是誰。跟坐牢比起來，什麼都是浮雲，真的就是」。

　　他用塑膠水瓶，在蓋子上扎眼做一個滴漏，刻下道子，整夜滴著，「有個響動，有個盼頭」，用蘸湯的紙糊著圓珠筆芯當筆，趴在被子上寫字，生病時有人把攢下的一塊豆腐乳給他吃。「就是世間最大的情義」。

　　看守所裡，一隻不知從哪裡來的小貓，每天會從補充熱水的小視窗裡露出頭來，人人都省下饅頭爭相喂它，「那個貓是個特別大的安慰，你覺得自己還是個人，還能喂別人。你會聽到，隔壁的那個黑社會本來特別厲害，能聽著在隔壁罵人，特別凶。就那貓一去了，他也叫，『喵』，特別那個。」

　　都是人，也只是人。

　　在看守所的電視裡，他看到另一起英菲尼迪車撞人案，長安街上，有人醉酒駕駛撞死四人，被判了無期徒刑，那個人也被輿論形容為「惡魔」，他認識那個人，是一個曾經與他合作過的舞蹈師，他知道那人生活裡怎麼說話，婚禮上什麼樣子，對職業的態度是什麼。他看著這個新聞，後怕，也難受，第一次想，「那人也有可能是我。」

　　採訪完藥家鑫和高曉松。編導和我都討論過，要不要把輿論對他們的各種疑問都積累出來，再一一回答。

　　我說：「我覺得還是只陳述，不解釋吧。」

　　老老實實地說出知道的那一點就可以了。

　　何況我們知道的並不完整，不敢說這就是結論，我只知道他倆身上攜帶的病菌，人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

　　王開嶺是我的同事，他說過：「把一個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點，才能瞭解和理解，只有不把這個人孤立和開除出去，才能看清這個事件對時代生活的意義。」

　　他還說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話：「做新聞，就是和這個時代的疾病打交道，我們都是時代的患者，採訪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間的相互探問。」

　　五年前，我和老郝曾在江西調查私放嫌疑人的公安局長，採訪結束後我少年意氣，曾發短信給她說「贏了」。之後這位局長被捕，三年後，老郝與公安部的同志一起去深圳拍攝，在監獄裡見到他。

　　他被判了十六年刑，剃了光頭，穿著囚服坐在鏡頭前懺悔。

　　老郝回來後對我說：「他沒有認出我，他就是崩潰了，看著他號啕大哭，我心裡特別複雜。」我沒說話。

　　這位前局長因為當過員警，在牢裡受了不少苦。老郝向監管部門反映了這個問題，給他調換了一間囚室。

　　我理解她。

　　何帆曾是一名刑事法官。他說，自己剛進法院時，血氣方剛，豪情萬丈，認為刑事司法的真諦就是主持正義、蕩滌邪惡。但是，他第一次親臨刑場，觀看死刑執行時，臨刑前，死囚突然對法警提出請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塊石頭，如果倒下，這石頭正好磕著我的臉。」法警滿臉迷惑地看了看在場監刑的法院副院長，副院長點一下頭：「給他挪挪。」對在場所有人說了一句：「即使在這一刻，他們也是人，也有尊嚴。」

　　日後處理死刑案件時，只要在判決前稍有一點法理、情理乃至證據認定上的猶豫，何帆說他都不會作出死刑判決。

　　他讀書時，抄寫過民國法學家吳經熊一段話。

　　上世紀三十年代，吳經熊曾是上海特區法院的脘長，簽署過不少死刑判決。他在自傳中寫道：「我當法官時，常認真地履行我的職責，實際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內心深處，潛伏著這麼一種意識：我只是在人生的舞臺上扮演著一個法官的角色。每當我判一個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靈魂祈求，要他原諒我這麼做，我判他的刑只因為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為這是我的意願。我覺得像彼拉多一樣，並且希望洗乾淨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儘管他也許有罪。唯有完人才夠資格向罪人扔石頭，但是，完人是沒有的。」

　　在這段話邊上，學生時代的何帆給的批註是：「偽善。」

　　如今，他拿出筆，劃去那兩個字，在旁邊寫上：「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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