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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


  一處是把解說詞裡原來寫他是「最權威的農業問題專家之一」拿掉了。還有一句話,「經濟學家周其仁也無法解釋這個疑問,直到採訪陳錫文,我們才發現這當中埋藏著一個巨大的歷史秘密」,也拿掉了。

  他把場記也發回來了,場記是我們全部的採訪記錄,速記倉促中打了不少錯別字。我讓他看的幾千字正式稿件已經核對過了,這些場記只是個紀念,他也知道。但這八萬字裡,所有錯誤的字,他都用紅筆一個一個改過來了。

  節目裡,陳錫文說:「幾億人要轉為城市居民,這個過程你是遲早要來,這種城市化,能帶來多大的投資,造成多大的消費市場,不可估量,潛力極大,但問題是,現在才只有一半人進城,地就成了這樣,污染成了這樣,以後怎麼辦?不認真考慮,很難說這件事是禍是福。中國經濟如果出問題,一定是農村經濟出問題,中國未來一個大的坎就是幾億人進城,就看這個坎能不能過得去。」播出時,我媽說:「這個人怎麼這麼敢說啊,聽得我都心驚肉跳。」

  美國有一個得普利策獎的華人記者,叫劉香成。作為曾在美聯社、《時代》週刊任職的記者,他拍了四十年的中國,被認為是反映中國政治最優秀的攝影師之一。他說:「其實我從來不拍政治,我只拍普通人,只不過普通人的生活反映出了政治。」

  我後來琢磨,這期節目中,陳錫文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是這樣。他不從意識形態或者某一概念出發,也不刻意站在它的對立面,說出事即時無所顧忌,也不故作驚人之語。他只是關心普通人的生活,他要解決這些生活中的具體矛盾。矛盾解決的方式,自然指出要走過什麼樣的路。

  審片時,我跟袁總談:「我在這個片子裡學到不能用道德眼光看待經濟問題。」

  他一笑,說:「不能用道德眼光看任何問題。」

  在廣東調査違法批地時,我問鎮裡的書記:「您覺得一個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目的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讓自己地方的群眾過得比以前好,這是我最大的目的。」

  「那我們看到的這個發展經濟的結果,是農民失去了土地,失去了保障,沒有就業的機會,生活水準比以前下降,這是怎麼回事?」

  「因為這個……水準下降?你現在這樣提出來,我這個還要去調查,到底是下降了什麼?下降了多少?」

  「您轄區內這些人這幾年到底靠什麼生活的,您不清楚嗎?」

  「一般都是靠自己的一些,打工這樣的性質去(掙錢)。」

  「您覺得這樣對農民負責任嗎?」

  他往後一靠,一直沒有回答這個問題,通常人在沉默的壓力下都會說些什麼,但這次他打定了主意不發一言,等待著採訪的結束。

  結尾時,我錄了一段串場:「陳錫文說,中國的土地問題一定會面臨一個非常大的坎。這個坎過去了,就能帶來對中國經濟不可估量的推動,過不去,所有的國民都要付出代價。而能不能越過這個坎,關鍵就在於有沒有科學、民主、公平、公正的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說,當前征地制度的改革,不僅僅是在為九億農民爭取他們手中應有的權益,也是在為這個社會當中的每一個人尋找公平有序的未來。」

  播出後,有位觀眾給我留言:「你為什麼要選一個特別唯美的秋天樹林邊,一個光線很漂亮的地方錄這個結尾串場呢?這樣的話,應該在裸露的土地前錄才對。」

  是,在這樣的現實面前,不必有任何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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