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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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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奧賽博物館,我看過一張梵古的大畫,畫的是十九世紀法國的鄉村阿爾。夏天午後,一個農民和他老婆,兩個人幹活幹累了,躺在麥子堆的陰影裡睡著了,白金的光,天空是被微風沖淡的藍色。坐在地上看這張畫,能感到麥子被太陽暴曬後的悶香,農夫農婦蜷著身體沉睡的安恬。 以前我老覺得藝術在廟堂之上,是什麼嚇人的東西,非要有高端的意義才成。看到這幅畫,感覺它什麼都不說,只是留下了一百多年前的這一瞬間。梵髙對他弟弟說過:「沒有什麼是不朽的,包括藝術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藝術所傳遞出來的對人和世界的理解。」 我借鑒他的話,寫了這句宣傳語:「奧運之美,不僅在奪取金牌的一刻,還有那些蘊涵著人類精神的不朽瞬間。」 在機房錄這句宣傳詞,宣傳片嘛,總得有點腔調,我儘量讓聲音戲劇性一些:「奧運之美……」 錄了好多遍,好像可以了,看一眼老範,她也說行了。出來的時候,錄音的技術人員對我說:「我覺得這不是你。」 「你在我心裡一直是很冷靜的。」他說。 我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你是說要去掉所有的裝飾?」 我回到機房,再錄一次,像平常說話一樣。 錄完第一句,他在外面對我伸拇指。 我自己聽的時候,發現他是對的。 節目在一個小角落裡播出,沒有重播,也沒有預告,我想肯定不會有人看到了。晚上接到錢鋼老師的信,題目就是「你做的《奧運瞬間》好極了」。 我心一暖。 他在香港。一般人在他的境地,不是變得偏激,就是變得冷漠了,但這樣縫隙裡的節目他都看到,不光是我的,不光是「新聞調查」的,央視的節目他都看,不苛責,只要有一期好點的,一定寫信來誇獎。地震時看到我們在楊柳坪拍的節目,他在信中說,當下的新聞人做事要「戒峻奇陡峭,置身高寒」,要「溫暖平易」。他說奧運的節目與地震的節目「一脈相承」。 「他們做他們的,我們做我們的。」他說,要堅持自己的價值與信念,「一腳一腳地踩下去」。 MPC門口小圓桌是各國媒體記者閑來喝杯咖啡的地方,有位元國際大報的記者負責報導政治,問我報導什麼,我說報導幾個人的故事。他問我採訪了誰,聽完說一個都沒聽說過,你們報導這些乏味的事情幹什麼。 我向《紐約時報》的老編輯Clark發牢騷:「他們根本不管你做了什麼或者試圖做什麼,只說你乏味。」他看著愁眉苦臉的我,笑得咳嗆起來,以老人的寬厚拍拍我肩膀,說:「不要去聽那些聲音,你唯一需要關心的就是讓自己強大起來。」 還有一位元美國地方電視臺的記者,頭髮快掉完了,穿一件廉價灰西裝,我倆聊天,他說美國的報紙十年內都會消失,做電視的人也可能越來越少,聊到不得不走了,他對我說:「不用擔心。」 我沒明白。 他說:「因為你對人真的好奇。很多人已經……」他做了一個癡呆的表情。 我笑。 他安慰我:「什麼都會變,但人不會變,好的採訪者永存。」 這一年,地震和奧運把我扔到了一個以前沒有的赤手空拳的境地,但心也定了一些。我就生活在這裡,沒有完美新世界,沒有需要等待的未來,沒有要向外界索求的理解,也不需要通過跟誰比較才能判斷自己,要做的就是此時,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朋友楊葵有次遇到年輕人發牢騷。他說:「別抱怨。去想為什麼同樣的體制下,同樣的時間裡,蘇聯有阿赫瑪托娃,我們只有《豔陽天》。」 他說做自己的行業,就要做點不求速成的事:「我知道我們只是人肉的梯子,這是我這代人的命運,我做不到更好了,但是,還是要做個樣子出來給將來的人看——你要是比我還差,你就別幹這行了。」 十年前,我在廣院上學。有天課上放錄影帶,是日本的紅白歌會,沒字幕,就那麼胡看,一堆小男小女在臺上撲來撲去。 快睡著的時候,忽然掌聲雷動請出了一個人。 是個穿和服的三十多歲的女人。 舞臺一下就撤空了,就剩下她,和服是藏藍底子白花朵。 她微鞠躬,唱了一首歌。也沒什麼姿勢動作,嘴角一縷悲喜不分的笑。她的沉靜留給我很深的印象。一直到十年後,偶然機會,牟森找到這個視頻發我,說常常醉酒在街頭嚎唱之,我才知道歌詞: 從上野開出的夜行列車走下來的時候 青森站矗立在雪中 回去北方的人群 大家都默默無言,只聽到海浪波濤的聲音 我獨自走上渡船,看見快凍僵的海鷗 不禁掉下淚來 啊,津輕海峽冬景色 在北方的盡頭 陌生人用手指著:請看,那就是龍飛岬 被呼出的熱氣弄蒙的窗玻璃 擦了又擦,也只能看見遙遠的濃霧而已 再見了,親愛的,我就要回去了 風的聲音在胸中激蕩,眼淚幾乎就要掉下來了 啊,津輕海峽冬景色 唱這歌的女人叫石川小百合,我找她的資料,二十歲左右她就唱過這首《津輕海峽冬景色》,視頻裡一副現代女性裝扮,長卷髮,七情上面,手搖身送,用盡擻聲技巧,努力要吸引觀眾的眼睛。後來大概是經歷了人生的滋味吧,才唱出這滿紙風雪、哀而不傷的沉靜,像這歌的詞作者阿久悠說的,「不惹眼,不鬧騰,也不勉強自己,要做個落後於時代的人,凝視人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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