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15)_柴靜_學達書庫

一五

　　我問他：「你在心裡跟姐姐說過話嗎？」

　　「說過。」

　　「說什麼呢？」

　　「……你好嗎？」

　　我問不下去了。他站起身，沒去洗臉，跑進了屋子裡，倒在床上。小男孩捂著臉，彎著身子，哭得渾身縮在一起抖。我站在床的邊上，抬起手又放下，抬起手又放下。

　　看節目我才知道，老範把我給孩子擦眼淚的鏡頭編進片子裡了，她百無禁忌。

　　這個鏡頭後來爭議很大，還產生了個新名詞，討論我是不是「表演性主持」。小鵬瞪著大圓眼來問我：「你為什麼要給他擦眼淚？」

　　「那你怎麼做？」

　　「什麼都不做，這才是記者。」

　　正好錢鋼老師來參加年會，他是我們敬重的新聞前輩，大家在威海夜裡海灘上圍坐一圈，問他這件事。他不直接說誰對誰錯，給我們講故事，說美國「60分鐘」節目的記者布萊德利在監獄裡採訪一個連環殺人犯，問，你為什麼要殺那麼多人？

　　殺人犯是個黑人，回答說：「因為我在布魯克林區長大。」意思是那個地方是黑人聚集區，治安不好，社會不公，所以把我變成了這樣。

　　布萊德利是個老黑人，當時六十多歲，鬍子花白。他站起來揪著這個殺人犯的領子，搖著他說：「我也在布魯克林區長大。」

　　錢老師說：「他這麼做對麼？不，先別回答，你要像蘇聯作家說的那樣，『在清水裡嗆嗆，血水裡泡泡，咸水裡滾滾』，十年之後咱們再來討論。」

　　十年將至，到底這麼做對還是不對，我在心裡已經過了好幾個來回，還是沒有最終的答案。只是我必須承認，當年面對醫生的辯解，一部分是要隱藏自己的無能。那時我說出的只是人生的皮毛，這些孩子之間的情感複雜遠超過節目中的描述。

　　節目裡，我們只敘述了因聚會流言而起的故事，但我和老範還知道另外一些細節，這個年級裡有很多學生喜歡苗苗，用皮筋勒住苗苗脖子的男孩總是在上課的時候摸她的胳膊和頭髮……苗苗最反感別人摸她的頭髮，告訴了小楊，小楊揍了這男孩。

　　小楊是班上年紀最大個子最高的男生，他十四歲了，苗苗叫他「哥哥」。

　　在自殺之前，他們吵過一次架，因為苗苗認了另一個保安做「哥哥」，小楊不再理她。她請求原諒。在一個小巷子裡遇到，苗苗攔住他說「對不起」，他不理她，往前走。她從地上撿起塊磚，砸到自己額頭上。小楊說：「血和著磚灰流下來。」他沒停腳，繼續走了。

　　後來他才知道，苗苗轉身回到操場，到處都是學生，她當眾跪下，說：「我對不起楊……」也許她認為只有以這種方式羞辱自己，才會被諒解。

　　那個出事的聚會上，一個喜歡苗苗的男孩要抱她，小姑娘不願意。小楊對苗苗說：「讓他抱。」

　　或許是為了讓他原諒自己，這個姑娘聽從了。她是在自己喜歡的男生要求之下，被另一個男生擁抱，也許還有更進一步舉止的時候，被外人看到了。

　　故事還不止於此，那個聚會集中了幾乎全部的情感衝突……那個在我們採訪時電話通知宣傳部的小姑娘，是當初簽了「有難同當」的六個女生之一，她跟苗苗的漂亮和成績在伯仲之間，聚會上，她當著苗苗的面向小楊表示好感……更細密的人性真相緊緊壓裹著，不可能在九天內剝開。

　　服毒的當天下午，苗苗被男生欺侮後，從操場回到教室，趴在小楊座位上哭泣。之後，她向小楊要了一張照片，說：「謝謝你實現了我最後一個願望。」她在課桌上刻下了「519」，對小楊說「莫忘五月十九日」，轉身離開了學校。

　　小楊跟我說這些細節時，一再問我：「是不是真的是我害死了她？」我無法回答，但看得出他深受這個問題的折磨。

　　將近十年後，再看節目，一個鏡頭拍到了他的筆記，有一行字，我當年沒有留意到，「她和我別離了，可是她永遠地活在」，字寫到這兒停止了。

　　這些年，我和老範對這事耿耿於懷，就因為這些沒能弄清講明的真相，怕說出這些孩子間的情感糾葛，會讓觀眾不舒服和不理解，也許還會覺得「才十二三歲怎麼就這樣」……雖然大家十二三歲的時候，又與他們有什麼兩樣。

　　它們沒有被呈現，這是一個新聞媒體的「政治正確」。我們敘述了一個事情的基本框架，但只是一個簡陋的框架，以保護大眾能夠理解和接受這個「真相」。

　　日後我看到托爾斯泰說，他在構思《安娜·卡列尼娜》的時候，原型是新聞裡一個女人做了別人情人後臥軌自殺的故事，最初安娜在他心中極不可愛，她是一個背叛丈夫、追求虛榮的女人，他要讓她的下場「罪有應得」。但寫著寫著，他並沒有美化她，只是不斷地深化她，人性自身卻有它的力量，它從故事的枝條上抽枝發芽長出來，多一根枝條，就多開一層花，越來越繁茂廣大。安娜的死亡最終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斷，在人的心裡引起悲劇的共鳴。

　　對人的認識有多深，呈現才有多深。

　　做這期節目的時候，我對人的瞭解還遠遠不夠，只下了個簡易的判斷。

　　走之前，我們終於找到了最後一個孩子小孫。看到我們，他撒腿就跑，上了一個土崖，我脫了鞋，拎在手裡光著腳爬上去。我們倆坐在崖邊上，攝像機從後面拍他的背，錄音杆淩虛放在崖邊的坎上。

　　小孫不看我，看遠處，白楊樹環繞的村子，風吹的時候綠的葉子陡然翻過來，銀白刺亮的一大片。

　　我家在山西，到處都是這樣的土崖，我早年爬慣了，常常一個人爬過結冰的懸崖，從那兒夠下頭去看早春的杏花。

　　我問他：「你常常坐在這兒？」

　　他點點頭。

　　「因為這裡別人看不見你？」

　　「是。」這是他這些天對大人說的第一個字。

　　我看到他胳膊上的傷痕：「用什麼刻的？」

　　「刀刀。」

　　他頭紮在膝蓋裡，我蹲在他面前，握住他黝黑的細胳膊，他的皮膚曬得發白，把浮土撫掉，能看到三道淡紅色的傷疤。

　　我想再往下問，小孫忽然站起身，一言不發地走下山坡。

　　鏡頭注視他，直到他消失。

　　他根本不願意跟我談，一瞬間電光火石，我沒有道理地覺得，也許他就是那個在聚會上抱住苗苗的男孩子。

　　他走下山坡，繞過牛圈，再拐過一個房子，頭也沒有回過，消失在一個矮牆後頭。

　　一分多鐘，我怔怔地看著他的背影，都沒有意識到鏡頭已經搖回來對著我了，直到海南輕聲說「說點什麼」，我愣了一下，說了我的感受：「看著孩子在採訪中離開，我們知道他還有很多話沒有說出來，也許那些話才是服毒的真正原因，雙城事件調查到最後，我們發現，最大的謎，其實是孩子的內心世界，能不能打開它，可能是每個人都需要面對的問題。」

　　這個一分四十四秒的長鏡頭用在了節目結尾，後來在我的職業生涯中常被提起，說這是鏡頭前的即興評論能力什麼的。但這個段落，對我來說，跟那些無關，它只是撬起了深紮在我頭腦裡的一根樁子。之前我坐在演播室的時候，總認為結尾的評論必須是一個答案，說出「讓我們期待一個民主與法治的社會早日來到」才可以收拾回家，就好像這演播室只是一個佈景，我只是在表演一個職業。我從來沒想過一個節目會以無解來結尾，一直到我明白真實的世界即是可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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