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10)_柴靜_學達書庫

一〇

　　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北京。（CFP圖片）

　　「要麼六個都去，要麼都不去。」我們打各個電話爭取，但台裡也協調不了。

　　錄音劉昶一邊聽著，說了句：「別球爭了。」七點半，他把門一鎖，不出來了，敲也不開。陳威跟他多年好友，扯了扯我：「走吧，這樣他安心。」

　　我們五個回來的時候，他正泡好功夫茶等著，一邊給他的錄音杆弄土法消毒——罩個女式黑絲襪在杆頭的絨上，一根煙斜銜在嘴角，眼睛在煙霧裡眯起來：「沒事兒，該死屌朝上。」

　　第二天在醫院裡碰到個女病人，舉著自己的吊瓶，看陳威拿鏡頭對著她，轉頭跟身邊醫生說：「再拍，再拍我把口罩摘下來親丫的。」我們哈哈大笑。

　　「九·一一」後不久，美國人就開始做娛樂脫口秀，一邊捶著桌子忍住眼淚，一邊繼續說笑話。我當時不太明白，現在理解了，人們還能笑的時候，是不容易被打敗的。

　　我們待在急救中心，攝像小鵬每天去找漂亮的護士消毒。他最喜歡一個叫「鋼絲眼」的，因為那姑娘戴著口罩，眼睛又大又亮，睫毛漆黑像一線鋼絲。他老站在遠處瞄著，又不好意思近前。鋼絲眼呵斥他：「過來！消毒！」

　　他說：「我不怕死。」

　　鋼絲眼冷笑一聲：「不怕死的多了，前幾天我拉的那兩個比你還不怕呢，已經死了。」

　　他立刻湊過去了：「多給點兒。」

　　鋼絲眼白他一眼，咕咚咕咚給他倒消毒液。

　　「要不要頭上也來點兒？」他嬉皮笑臉指著自己的光頭。

　　姑娘拿起就倒。

　　他服了。

　　混在他們當中，我迅速變得粗野了，車在空無一人的長安街上，他們遞給我根糙煙，說抽一根能防非典。工作完找地方吃飯，飯館大都關了，就一家湖南小館子彪悍地開著，幾個服務員大紅襖小綠褲，閑來無客在門口空地上掄大繩鑽圈，見我們車來，一笑收繩，上幾鍋最辣的幹鍋驢肉，顫巍巍地堆成尖兒。多要一碗白蒜片，一碗紅辣椒圈兒，一碗碧綠的蒜苗段，齊投進去，滾燙得直濺猩紅的泡，往米飯裡澆一大勺，再拿冰礦泉水一浸，把頭栽進去吃，幾隻光頭上全是鬥大光亮的汗珠，跟服務員說：「給我一萬張餐巾紙。」

　　他們吃完一鍋，也給我倒一杯白酒放著，講在新疆拍日全食，天地烏黑，只剩太陽中心鮮紅一點，像鑽石一樣亮。小鵬說他把機器往戈壁上一扔，放聲大哭。他就是這麼個人，拍人物採訪時，常是大特寫，有時鏡頭裡只剩一雙眼睛：「看這人的眼睛，就知道真不真誠。」

　　我說不上的跟這些人親。

　　我們拍過的從人民醫院轉運的一部分病人，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佑安醫院治療，我們去採訪時已經可以正式進病房拍攝了，一位大姐半躺在床上，看我蒙面進來的身形，邊喘邊笑：「中央台怎麼派個小娃娃來了？」

　　我也笑：「把臉遮住就是顯年輕。」

　　問她現在想得最多的是什麼，她看外頭：「要是好了，真想能放一次風箏。」

　　小鵬的鏡頭，跟著她的視線搖出窗外。五月天，正是城春草木深。　　出了門，我問主治的孟醫生：「她情況怎麼樣？」女醫生四十多歲，笑起來像春風，沒直接答：「一個病人來了之後晚上從來不睡，總張眼睛坐著，怕睡著了就死了。再這麼著就垮了。我說給我三天，我一定讓你好。」

　　天塌地垮，人只能依靠人，平日生活裡見不著、不注意的人。這個病區裡的人，連帶我們這幾位蠻漢，看著孟醫生的眼神，都帶點孩子式的仰賴。告別時她對我說了句：「醫生要讓人活著，自己得有犧牲的準備。」

　　「你有麼？」

　　「我有。」她為我們拉開了玻璃門。

　　在空地上收拾傢伙的時候，天賀拿只小DV，突然問我：「你害怕非典嗎？」

　　「我不怕它，我憎恨它。」我掉頭就走。

　　從醫院出來，五月玫瑰色的晚霞裡，看著濕黑的老榆樹，心想，樹怎麼長得這麼好看呢？晚上用小音箱聽鋼琴，這東西怎麼能這麼好聽呢？走在路上，對破爛房子都多看兩眼。

　　幹完活，無處可去，我們幾個到北海坐著，架鳥的、下棋釣魚的、踢毽子的、吃爆肚的……都沒了，四下無人，大湖荒涼，熱鬧的市井之地難得聞到這青腥野蠻的潮氣。遠遠聽見琴聲，順聲望，只一位穿藍布衫的老人，坐在斑駁剝落的朱紅亭子裡，膝上一塊灰布，對著湖拉胡琴，琴聲有千災萬劫裡的一點從容。我們聽了很久，一直到暮色四合。

　　這期節目叫「非典阻擊戰」。播的時候，我們幾個人坐在賓館房間看，只看了前面的十分鐘，就都埋頭接電話和短信。在那之前，我還真不知道我在這世界上認識這麼多人，那期節目的收視率是百分之五點七四，意思是超過七千萬人在看。那時候才知道電視的陣勢真大，短信裡有個不認識的號碼，說：「要是你感染了，我能不能娶你？」

　　一瞬間確實一閃念，要是現在死了，總算不會渾身散發著失敗的腐味兒。

　　小鵬看了一會兒手機，沒理解為什麼輿論會有這麼大反應，抬起頭說：「咱這不就一恪盡職守麼？」

　　陳虻也給我打了個電話，沒表揚，也沒罵我：「送你一句話——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我父母在山西，不知道我去病房的事情，我媽學校停課，正在鄰居家打麻將，一看見片子，手停了。鄰居說我媽哭了。但她沒跟我說。她不是那種碰到事多愁善感的人，就問了我一句：「你接下去做什麼？」

　　接下去，我要去人民醫院，因為心裡一直沒放下那個叫「天井」的地方。四月二十二號，我在那裡看到病人從頭到尾蓋著白布推出來。兩天之後，我們的車又經過那裡。這個有八十五年歷史的三級甲等醫院剛剛宣佈整體隔離。

　　黃色的隔離線之後，有三個護士，坐在空空蕩蕩的臺階上。她們手裡拿著藍色護士帽，長長的頭髮剛洗過，在下午的太陽底下曬著。相互也不說話，就是坐著，偶爾用手梳一下搭在胸前的頭髮。

　　車在醫院門口停了十分鐘，小鵬遠遠地拿DV對著她們。

　　人類與非典最大也最艱苦的一場遭遇戰就發生在這裡。從四月五號開始，陸續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包括九十三位醫護人員，有將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門診大樓北側的急診科是當時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這裡。我不明白這家醫院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感染，但我知道應該跟上次拍轉運的那二十九個人有關係，我得知道這是為什麼。沒人要我做這個節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來，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麼多，心裡就剩了一個念頭，我必須知道。

　　到那個時候，我才知道什麼是陳虻說的「欲望」。

　　採訪中，急診科主任朱繼紅告訴我，當時這二十九個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衛生組織檢查的時候，他們曾被裝在救護車上在北京城裡轉。

　　九年後，再看二〇〇三年對他的採訪，那時候我還不能明白這個人為什麼說話語速那麼慢，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現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長時間說服他接受採訪。我說：「你不用作什麼判斷和結論，只要描述你看到、聽到、感覺到的，就可以了。」

　　在電話裡，他沉默了一下說：「回憶太痛苦了。」

　　「是，」我說，「但痛苦也是一種清洗，是對犧牲的人的告慰。」

　　朱繼紅帶我走進急診室門廊，他俯下身，打開鏈子鎖，推開門，在右手牆上按一下，燈管怔一下，亮了。慘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麼大的空間，藍色的輸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週四；四月十七日，週四……

　　每個床上都是拱起的淩亂的被褥，有些從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腳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這就是我之前聽說的天井。四周樓群間的一塊空地，一個樓與樓之間的天井，加個蓋，就成了個完全封閉的空間，成了輸液室，發熱的病人都集中到這裡來輸液。二十七張床幾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間只有一隻拳頭的距離。白天也完全靠燈光，沒有通風，沒有窗，只有一個中央空調的排氣口，這個排氣口把病菌傳到各處。

　　病歷胡亂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樣，已經發黃髮脆。我猶豫了一秒鐘。朱繼紅幾乎是淒然地一笑，說：「我來吧。」病例被翻開，上面寫的都是「肺炎」。他指給我看牆上的黑板，上面寫了二十二個人的名字，其中十九個後面都用白粉筆寫著：肺炎、肺炎、肺炎……

　　「實際上都是SARS。」他說。

　　病人不知道。

　　「那些不知情的因為別的病來打點滴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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