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96)

九十六

　　我的老朋友王瑞從美國回來，被我抓差去瀋陽魯迅藝術學院的暗房把遼寧省的作者的底片統一放大。

　　中秋之夜，我從廣州飛太原，憑窗外望，一輪明月高懸，奇的是，下麵不知是哪座城市，連片的燈火與明月爭輝鬥璨。我此行心情不錯，一是《中國人本》影展已經有了大模樣；二是我此行是去參加第三屆平遙攝影大展，我們fotoe又策展了《南方十八人》影展，這次主辦方把棉織廠最好的展廳給了我們。我和王瑞還應邀擔任大獎的評委。

　　這次我只提前了三天來到平遙，一走進設在棉織廠辦公樓裡的裝裱車間，老工人們和李德都歡叫起來。他們告訴我：「我們早就在議論了：安哥怎麼還沒來呀？」這次，我沒有那麼多時間作裝裱了，好在我們有深圳的兩個小夥子——魏壁和羅凱星很能幹，還有廣東美術館的裝裱師竇天煒也奉派來平遙實習和幫忙。這次，我又叫上安曉亮師傅幫我們裝燈和布展。

　　大展開幕前，我們的人馬都到齊了，連家屬和朋友在內有二十多人。我們包了一個兩進的四合院旅店，旅店名叫「東來順」。解豔、曾冬梅、陳新宇、小鄺還有蔡濤的太太劉端玲等女將忙裡忙外地招呼，那幾天晚上的PARTY（派對）可熱鬧了。有一天晚上，阿蘭·朱利安還把老外嘉賓們都叫過來了，我們的年輕人都練開了外語，只有我不會說。

　　作為評委，我和王瑞要在頭兩天把近百個展覽都仔細看一遍，還要作記錄。工作量夠大的。不過我收穫也不小，發現了不少可以編進《中國人本》影展的作品，也認識了好幾個很有才氣的年輕攝影師。作為評委，評選獎項的過程需要保密，但是，我想在此提醒年輕攝影師的是：影展與在媒體上發表作品不一樣，你不僅要考慮攝影作品拍得怎麼樣，還要考慮照片製作得怎麼樣，照片裝裱得怎麼樣，最後，還要考慮展示方式和作品編排的水準。

　　從平遙回到廣州，我就開始盯在電腦旁指揮修圖技師修圖，一干就是一個多月。在修圖的過程中間，我突然想到這601張圖片如果要平鋪直敘地展出來，會讓觀眾很累。於是，我跟少秋商量，把它們分成幾個部分。我想到：我們選片的時候，讀取圖片中的資訊有幾個切入點，例如：時代特點、情節、生產生活方式、欲望等等，最後我們把影展分成四個部分：「時間」、「欲求」、「生存」和「關係」。其實它們又是分不開的，我們只是給觀眾一個切入的視角。在具體分類編排的時候，我們把所有圖片都打成小樣，把它們在會議室的桌子上、地上鋪開，反復地對比、歸類、編排，使它們能相互呼應，構成一定的起承轉合。這工做越做越有意思，更深地體會到攝影語言的豐富性。

　　影展差幾天就要開幕時，有些底片才剛剛收到，已來不及送北京去放大了，於是我就在自家暗房裡放大製作，幹了幾天。

　　好在美術館布展人員非常專業，效果非常大氣。我在旁邊都插不上手。只是在貼圖片說明的時候，我才忙了一陣。比起我們在平遙攝影大展上布展來，我輕鬆了100倍。不過，最後有一點遺憾，就是在設計人員在選出一些放得很大的圖片的時候，絕大部分都是選的農村題材的，城市題材的幾乎沒有。

　　咱們幹出了一個「壯舉」

　　2004年6月，《中國人本——紀實在當代》影展在北京中國美術館開幕的時候，在研討會上有個學者叫汪民安，他評論說：他的女兒剛出世不久，他很擔心在這麼複雜的社會，女兒以後如何生活，但是看了影展之後，對女兒今後的生活有了信心。因為他在影展中看到了中國人生活的智慧。

　　影展結束以後，在收藏費問題上，有些作者有了不同看法，有的朋友還開玩笑地對我說：「安哥，你500塊錢就把我們給賣啦！」我向他們解釋：國家級美術館收藏其實是藝術家很大的榮譽，而且這些收藏品已經成為國家的文物，它們將永遠不會進入市場，和金錢沒有關係了。紀實攝影當年是一個很寂寞的事業，以前這些片子也很少有地方發表。即使是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一個藝術家有多少作品被美術館收藏，對他的「身價」的影響也很大。何況這次廣東美術館主辦的大型影展，也是對我們在紀實攝影上20年追求的梳理和總結。另外，很多紀實攝影作品不一定有市場價值，但它們有歷史價值。它們跟那種純粹藝術作品不完全一樣。

　　其實，投資藝術品也是一種風險投資，它是否物有所值就要看這些策展人和畫廊對藝術家作品的識別能力了。就我所知，紀實攝影師的主要生活來源是靠媒體的稿費和工資，至於有些紀實攝影師被承認為藝術家，那和他的藝術和文化修養有關，和他一生的作為有關。因為紀實攝影還需要經過時代和歷史的篩選和考驗。

　　另外，我要向全國的朋友們說明的是：本來我們策展的目的跟市場的關係並不大。在250個作者當中，既有名家大腕，有老前輩，也有許許多多發燒友，甚至是各行各業的人，年齡跨度從20多歲的到80多歲的都有。儘管他們在藝術市場上的「身價」不同，但在我們這次《中國人本》影展中，顧名思義大家都是平等的，只因我們有共同的追求，才走到一起來的。而且我們選片時有個原則是：那些名攝影師的名作，或已經傳播得很多的作品一律不選進來，因為那些作品在傳播的過程中已經或多或少被附加了政治的或市場的種種資訊。從這點來說，我們在策展中，「曝光不足」的概念還仍然保持著。
　　通過這個展覽，我們也定義了中國紀實攝影的概念，這也是一個旗幟，旗幟上寫的是「民間」。所以我在柏林攝影博物館的《中國人本》影展的開幕式上講道：「在20年前，1986年，在廣州陸續有7個『大鼻子』藝術家相繼出現在我家和我的朋友家的客廳裡，他們希望與中國的民間藝術家面對面地對話，於是我們就用幻燈和錄影相互交流藝術。在一次這樣的聚會前，我通知每一位廣州藝術家從自家帶來一個菜，我和我的太太為大家準備了煎餃子。『大鼻子』女士是一位元錄影藝術家，她帶來了一瓶酒。那一頓晚餐十分豐富，十多個朋友在我家的14平方米的客廳裡，每人端著一個盤子……我們那7位『大鼻子』朋友有6位來自德國……20多年來，中國民間的空間越來越寬鬆，中國民間的紀實攝影也越來越豐富……」我的發言得到了德國觀眾的熱烈掌聲和歡笑聲。我認為：這民間的視角，可能是我們影展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們這250位元攝影家的601張作品已成為了國家的藝術品收藏。它們將受到長期精心的保護，永遠不會淪為商品在市場上流通。隨著《中國人本》影展不斷在國內外巡展和傳播，我們每一位作者的榮譽也是彌足珍貴的。臺灣的著名攝影教育家、策展人吳嘉寶甚至說這個影展的收藏將是廣東美術館的「鎮館之寶」。哥哥不是吹牛皮，咱們大家不小心幹出了一個「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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