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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四


  中國民間紀實攝影的田野調查

  我們的策展思路是這樣的:中國媒體在21世紀來臨之際才剛開始走上市場化,有了更加寬鬆的環境。但建國50年來,曾經有大量的作品在過去是被埋沒、發表不了的,我們希望從各地攝影師的手中淘出那些他們自發地表現老百姓生活場景的照片。特別是這20年,全國各地都有一些攝影師對紀實攝影有了很深的造詣。他們的作品除了記錄之外,還有很強的審美和個人表達的內涵在裡面。有些作品即使在圈內是被認可的名作,但是在傳播方面還做得不夠,它們正在被時間淹沒。我們應該花大力氣去把它們發掘出來,並梳理出一些脈絡,從中提煉出它們內在的觀念和主題。

  我們對這次策展很有信心,第一是因為我們在全國各地有許多志同道合、相互信任的攝影朋友,以及這些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第二是我們fotoe的兩位老總在長期編輯圖書的過程中對中國當代的歷史非常熟悉;第三是我們fotoe在成立後的兩年裡已經為許多簽約攝影師整理了大量圖片,並且在這過程中訓練了一批收發、管理圖片的人員;而最重要的是,王璜生館長是當今中國最棒的美術館館長之一,他懂藝術,又豪爽,有他親自參與策展並最後把關保證了我們選片的公平性和影展的整體性。

  我們首先翻閱了《十年一瞬間》、《艱巨的歷程——中國攝影四十年》,以及朋友們送給我的個人攝影集;又從fotoe圖片庫裡挑出備選的紀實攝影的作品;還找來各種攝影雜誌和畫報。經過反復討論斟酌,我們的策展思路越來越清晰:我們選片的範圍排除政治事件和新聞的照片,排除名人、領袖的肖像以及民俗風情等類的攝影作品,還回避了已大量發表過的有名攝影作品。我們只選擇那些用普通老百姓的視角拍攝的普通人的生活的照片,從這些照片中看老百姓的喜怒哀樂和社會生活的酸甜苦辣,從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看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變遷以及時代資訊。

  思路清晰了,我們就向全國各大攝影媒體發出徵稿消息,並在網上廣泛發出徵稿函,我也給全國各地的朋友們打了許多約稿電話,但是,初期的反應並不熱烈。原因是這次影展要向作者調原始底片按收藏級的標準統一製作,所以有不少朋友擔心自己的底片在這過程當中被劃傷甚至遺失。那時除了fotoe的數十位元簽約攝影師的作品底片以外,最早把我們選定的作品底片寄來的外地作者是雲南的吳家林、徐晉燕和上海的陸元敏。有這些著名攝影師的支持,我們的信心還是挺足的。

  正當我準備出差去北京組稿、買相紙、聯繫放相的時候,全國爆發了非典疫情,廣東更是重災區,大家都不敢出差。一直到6月底,我突然收到消息:我的同學劉安陽和他岳母一家六口得了非典,死了四個人,劉安陽和他太太秦勤雙雙去世了。安陽是我的中學同班同學,也是我西雙版納的知青摯友。40年來,我們都是最要好的朋友。我立即買了機票飛到北京,參加同學們為劉安陽夫婦舉行的追悼會。追悼會結束後,我就在北京與攝影圈的朋友們聯繫。這時候我才發現,北京和北方的組稿工作都還沒有啟動。於是,我在向少秋告急的同時就開始在北京走門串戶。

  我先去找了《中國攝影》、《大眾攝影》、《中國青年報》和《中國日報》等媒體的朋友們,一家家地去講我們的策展意圖。當時在中央電視臺《瞬間世界》欄目組工作的老朋友鮑昆幫了我很大的忙,他不僅介紹了許多作者,還帶著我去找北京崇文區廣角攝影學會。在學會召集人趙秋青的幫助下,我在一個晚上見到了二三十個朋友,而且每人都帶了一些片子,我們一邊選片子,一邊交流,因為大家都是做紀實攝影的,談起來就非常投機。他們的前會長解海龍就是曾拍攝反映落後的農村教育狀況的影展——《希望工程》,而取得了很大成功的攝影師。他們這個團體的氣氛很好。

  我還去了剛剛開始有名氣的「798大山子藝術區」。藝術區裡有一個剛開張不久的「百年印象」攝影畫廊,老闆是陳光俊和攝影家徐勇,他們都願意支持廣東美術館這次攝影收藏展的製作工作。在我的印象中,陳光俊是最早在中國內地推廣收藏級攝影作品的製作工藝的。那時候中國的攝影收藏還剛剛起步,收藏家都是海外人士,攝影收藏的製作工藝還很不成熟。經過我在廣州和北京的考察,只有陳光俊的「百年印象」畫廊有成批製作收藏級照片的技術和設備。少秋來到北京以後,他代表fotoe與「百年印象」攝影畫廊簽訂了合同,他們以非常優惠的價格支持我們。

  在「798大山子藝術區」我也認識了郭蓋等一些做當代藝術的朋友。他們的作品也有很多是用紀實攝影的手法去表現的。自從改革開放以後,大家都開始關注社會的真實,不論他是哪一類的攝影家。

  從7月開始,我們便下決心飛到各地去見紀實攝影家,以及他們的朋友的朋友,從他們大量的作品中去篩選展出作品,也在與他們的大量溝通中去提煉和完善我們的表現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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