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91)

九十一

　　曾憶城的展覽放在我展場後面，是一座傳統民居的廚房和餐廳，餐廳中間還擺著古色古香的八仙桌和坐椅。在廚房灶臺上和窗臺邊，他把主人的小花盆錯落有致地佈置起來，並用彩紙給每張作品做相框，在沿牆齊眉高處連續地排列成一排，幾十張作品從餐廳一直排到伙房，他的題目叫《我們沒有牽手旅行》。他以新潮鮮活的手法，用照片講述了一個憂鬱的愛情故事。

　　亞牛的作品是他10年來在深圳街頭抓拍的系列作品，他把這些作品都調上一層黯淡的棕色的主觀色。

　　王寧德的作品拍的是一個流浪馬戲團的故事，他把照片掛在鏢局二樓左邊房間裡的梳粧檯、書桌、幾案和牆上，顯得錯落有致。他是畢業于瀋陽魯迅美術學院攝影系。

　　在二樓正廳和右邊偏房的牆壁、窗戶、炕上以及花床上，佈置了潘育川很前衛且有芭比娃娃的人體攝影作品。他也是廣州美院畢業的，他的作品都是用彩色噴塗的，尺寸很大。

　　區婉芳的作品是用人體攝影在電腦上拼出的圖案，她的作品擺在鏢局前院的正廳。

　　顏長江的作品叫《紙人》，是用冥紙人擺在山林裡拍成的故事。他的展廳在平遙商會院子的廂房裡。

　　陳海平的作品拍的是《廣東民間戲曲》，擺在商會二樓的正廳。

　　曾翰由於工作忙，來得晚。在攝影節即將開幕的前夜，可供他選擇的場地只有後院練武的牆壁和伙房前一面帶房檐的磚牆。由於練武場的牆壁已經有許多中國傳統武術的壁畫，他不想影響壁畫的效果，於是他把作品釘在了伙房對面的磚牆上，花了很多心思把自己的作品編排得起承轉合，挺有章法。他的作品用當時很前衛的新紀實手法，表現他在廣州生活的意識流。

　　我們的這些作品，既反映了中國攝影半個多世紀的傳承性，又展現了中國當代攝影的多元化。

　　大家在布展的過程中，都充分地利用了古建築的佈局和光線以及各種牆面的質感，使作品和古色古香的環境融為一體。在攝影節開幕前的最後一個夜晚，天上下著小雨，大家進進出出地忙碌著，反復切磋展出效果。每個人佈置好自己的展場之後，都去幫別人穿繩子、釘釘子、掛照片、校正水準，一直忙到半夜三點，才上炕睡覺。在我佈置自己展場正愁找不到人幫手時，有一位山西本地的影友，叫李維均，他主動卷起袖子來幫我。雖然我們是第一次見面，但是，他及時出現，幫我忙前忙後，讓我更加感到老天處處有眼。

　　「新攝影」與「舊攝影」

　　第二天早上，我們沒有參加平遙國際攝影大展的開幕式。長江等幾個人已經在幾個主要的展區粗粗地看了一遍。而我又到我們展覽場地巡視一番，打掃衛生死角，收集多餘的展板。

　　隨著大批觀眾和旅行團隊的到來，我仔細觀察各種觀眾對我們作品的反響。中午，大家相約來到天元奎飯店用餐。天元奎是明清街有名的餐廳，許多參展的老外攝影家也在此用餐。由於餐廳老闆在餐廳裝上了電腦和互聯網線，一些記者也常來這裡傳送稿件。天元奎飯店臨街的牌匾上掛著天元奎三個大字，餐廳的後面是一個四合院，院裡的房子都租給遊客居住。生意好的時候，院子裡也擺上幾圍餐台。飯店的老闆叫程樹賢，老闆娘叫姜彩虹，他們供應的飯菜都是地道的平遙特色菜，我們經常來這裡用餐，大家輪著做東。只有我沒有輪上做東，真不好意思。

　　在天元奎我們認識了一個美麗的瑞士籍臺灣女孩，叫顏慶昭，她的作品就掛在天元奎餐廳的牆上。通過交談，我們才知道，她與攝影大師馬克·呂布相識多年，經常為大陸攝影師和馬克·呂布的溝通做翻譯。

　　飯後，我正在平遙各處參觀影展，曾憶城告訴我，在棉織廠裡的酒吧要舉行一個研討會，請我也去參加。棉織廠的門口豎著「新攝影」三字的主題招牌。那酒吧設在一座廠房裡，在一個大乒乓球台旁邊已圍坐著許多中外攝影家和記者。這個會是由《新攝影》策展人高波和《攝影之友》雜誌社主編那日松召集並主持的。高波是旅居法國的攝影師，這次是應平遙攝影節之邀策劃了由數十個前衛攝影師參加，以「新攝影」命名的群展，他和一個叫吳文光的紀錄片攝影師坐在中央。開場白大概是說要把攝影分成新攝影和舊攝影，他要求所有的拿國家單位工資的，從事傳統攝影的攝影師坐在他們的對面去；從事自由職業和新攝影的則坐到他們的身邊。

　　大家猶猶豫豫地坐好以後，我見這架勢不禁暗自好笑，這還真有點像「文化革命」時期「站隊、劃線」的辯論會。

　　高波在開場白中，要求每個人做自我介紹，介紹姓名、年齡、工作單位和收入情況以及如何從事攝影藝術的經歷。先由「新攝影」那邊輪流發言，很快就輪到我的朋友邵逸農發言，他是原圓明園畫家村出來的，我們是在山東一品攝影節認識的，他的夫人叫于東殊，我們1994年就認識。

　　邵逸農低著頭發言，說著說著就開始罵人了：說那些給國家單位做事的攝影師就是拍官方的馬屁，就像狗舔主人的鞋一樣。此話一出，全場譁然。深圳的河南籍攝影師秦軍校拍著桌子反駁，並就對方某些作品給予道德的批判。楊延康等攝影師也起立發言，大家都火冒三丈，會場秩序大亂。

　　這時，對方有人提出：「不跟你們說，你們有策展人嗎？」那時，「策展人」還是個新的洋名詞兒。這時我才意識到我應該也算是策展人，我是代表fotoe圖片庫策展《南方十一人》影展的策展人。

　　於是我左手按住秦軍校坐下，並主動站起來，我像「文革」中開會時一樣小心翼翼地舉右手說：「我是策展人。」我的發言是這樣的：「我叫彭振戈，筆名叫安哥，今年55歲。原在中國新聞社廣東分社做攝影記者20多年，去年提前退休。退休工資1000多元，再加現任fotoe圖片庫的顧問，工資也是1000塊，每月收入2000元，比你們大部分人都窮。我20年前參與了我們廣州的《人人影展》，當時每人出10元在越秀公園租場子搞展覽。我們中的伍時雄的作品在那時候就有抽象的和人體的了。我們80年代就討論過關於攝影藝術的『再現』還是『表現』問題；『真』和『假』的問題；形式與內容的問題。邵逸農你們以慕辰的筆名拍的《家族合影》，所用的形式還是我先搞的。想當年，1994年，我在北京放幻燈以後，於東殊對我說：『安哥，我喜歡你的《大合影》』（笑聲）。至於在單位工作拿工資是理所當然的。我相信你們中的很多人也接過廣告商的活兒，你們也未必不為廣告商服務。我說你們北方人就會扯大旗，我們南方人在幹活。你們的展覽是政府給錢派工來製作和布展的，而我們全部都是自費，光打掃衛生，我們就都灰頭土臉地幹了3天，就連電燈電線都是我們自己出錢找人買來裝上的。你們的展覽我們的人已經看了兩三遍了，而我們的展覽你們來看過嗎？……」

　　有人插話說：「那你是哪兒的人呀？」我說：「我是雜交優勢。」引起全場哄堂大笑。

　　有一個板著臉坐在高波旁邊的，據說叫吳文光的中年人說：「我們是在做遊戲，中國人不懂得幽默。」我說：「張口罵人『是狗』，能叫幽默嗎？」

　　最後高波說：「你是我們的老前輩。其實無論寫實還是虛擬，也無論新攝影還是傳統攝影，其實是相通的。大家做的都是攝影藝術……」他說的這話還中聽。

　　散會後，很多北方攝影師也找我交換名片。而與會的很多外國藝術家和記者由於語言不通，我以為他們並沒有聽懂。但後來的情況卻並非如此。當我回到華北鏢局的時候，老闆娘告訴我，有一個外國中年人說很喜歡我的作品，並且買了我的書，還要求約定時間和我面談，並請我簽名。我們在約定的時間見面以後，他自我介紹：他叫尚陸，是法國的華裔，中文名叫陸世言。他告訴我，在討論會上那些外國記者聽了他的翻譯，紛紛要求對我們「南方十一人」進行採訪，並約我們第二天上午在展場見面。沒想到這次並不開心的研討會反而使我們「南方十一人」影展聲名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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