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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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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巴哈是音樂的天堂…… 劉:有沒有真正的巴哈,沒有天堂,巴哈在什麼地方? 蠻子:你在什麼地方,我們小時候總在一起笑,你不來看我在舞臺上向觀眾撒謊,你會不會像我一樣厚著臉皮傻笑?我們的音樂在哪兒,我在幹什麼呢? 侯:你不要忘掉已經逝去的過去。 張:你不要讓人們看到,你要忘掉藍天綠海……自由地唱。 劉:我要不停地唱下去,用節奏敲碎那所有的石頭…… 到半夜三四點鐘,他們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大家坐下來喝水聊天。劉索拉問我:「安哥,你剛才睡了吧。你聽得懂嗎?」我說:「你1966年的時候大概是小學一二年級吧?」她說:「是。」我說:「到了1970年左右,北京的機關幹部都下放五七幹校,我們都上山下鄉,也就是說你們的父母、兄弟姐妹都離開了北京。那時候你們這撥兒小孩兒沒人管,可瘋了。是嗎?」「是。」「聽說你們人人騎一輛帶轉鈴的自行車,一身軍綠或一身藍中山裝,斜挎一個軍用書包,裡邊揣把菜刀。兩撥人對面見了,一看不順眼,吵起來就打群架……聽說男生還給女生打分。」「啊!那時候我是我們學校的『小五分』。」我們都笑起來了。 接著我就又講起了西雙版納的故事。講剛到西雙版納的時候,生活條件如何差,知青一般都不敢談戀愛;講所謂的私生子;講老傣族在林子裡發現的一個剛出生就被掐死的死孩子。 我講完了大家也都來了精神,工作不幹了,就聊開了。劉索拉接著講了她鄰居的故事。 那是一個老革命。解放後因為託派問題一直很倒楣。從監獄裡出來後老婆又病了,他經常要和老保姆一起背著老伴下樓去看病。前些年,老人家的問題平反了,老伴也死了。後來這老革命就娶了老保姆一起生活。但是沒過多久,老保姆又病了,他又要經常背著老保姆下樓去看病…… 我們講著故事。我冒昧地問劉索拉:「聽說你離婚了?」「是。」「聽說追求你的小夥子已經排上隊了?」「是。」「又聽說你的前夫又來要求重婚?」「是。我跟他說:『後邊排隊去!』」逗得我們笑得前仰後合。 不知不覺,天已經濛濛亮了。侯德健開車拉我們去花園酒店喝早茶。那天晚上,我又聯繫了省廣告公司的朋友華漢南到他們的攝影棚為《藍天綠海》拍劇照。 送走劉索拉她們以後,侯德健不無嫉妒地對我說:「劉索拉說了,安哥的感覺真好。」 同事才子 廣東是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地方,被稱為「南風窗」。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中新社廣東分社發出去的稿子主要是以僑鄉新貌為主,報導僑鄉的「一草一木」,拍成照片主要是僑鄉的大樓、橋樑、工廠、學校等等。大約在1982年,分社領導出國考察,負責圖片報導的副社長簡捷老先生回來以後對我們說,以後少拍點大樓、橋樑、工廠、學校,人家的大樓比我們的高,人家的橋樑比我們的長,我們注意力還是放在拍攝人,拍攝老百姓的生活上。 但是我覺得我在工作中能夠跳出這種「僑鄉新貌」的框框,還是受到我們單位的一些大學科班出身的記者的影響。我首先要說的是方遠生。方遠生是印尼歸僑,祖籍閩南,父親是印尼某華僑中學的校長,他60年代回大陸讀暨南大學新聞系,和詹謀俊是校友。他身材高大,曾是暨大籃球隊隊員,「文革」前分到《羊城晚報》做記者;「文革」後從農村幹校調到我們中新社廣東分社。他發的稿件新聞性很強,後來香港《明報》曾在頭版給他開了專欄,他的專欄文章還曾有幾次出口轉內銷,登在國內的《參考消息》上。那時候我弟弟彭安弟正在暨南大學工業經濟系讀書,他在暨大組織了研武會,集合了會打泰拳、截拳道和拳擊的華僑學生在一起切磋武藝,我約上方遠生一起到暨大採訪他們的研武會。1984年,方遠生當了我們分社的社長,那時候他從暨南大學和中山大學中文系招了六七個畢業生,這些比我小十來歲的畢業生朝氣蓬勃。 沈宏菲是上海人,祖籍湘西,是沈從文的老鄉。他長得肥肥胖胖的,有點像卡通人物,他說話特別幽默,而且常常是黑色的幽默,和他一起聊天,我常常笑出眼淚。他剛畢業的時候分配到珠海,但是他不喜歡那個工作,又受不了廣東夏天的炎熱,所以經常與他的狐朋狗友躲到珠海度假村的朋友那裡歎空調,當然他在單位裡就不受待見。後來經他的學長張許介紹,來到我們分社。他寫的稿件特有文采,很快就在行內有了口碑。沈宏菲的字寫得特別漂亮,最近我在整理資料的時候,還找出了一份當年沈宏菲寫的攝影評論的手稿,寫的是關於《城市攝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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