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64)

六十四

　　第二天，伍時雄帶他們去廣州美術學院和院方討論做湯瑪斯的展覽，並邀請他在學院講學，美院很快就答應了。一年後，香港歌德學院為湯瑪斯印好了畫冊，畫冊的前言是由廣州美術學院設計系副主任王受之寫的。香港歌德學院的院長、湯瑪斯和另兩位女紀錄片攝影家一起來到廣州美術學院講學並舉辦他的展覽《萬像圖》。影展的開幕式很隆重，我也給湯瑪斯拍了很多照片。我的照片和沈宏菲的文章在《南方週末》上登了半個版。開幕後的第二天，湯瑪斯等人和我們廣州的攝影朋友，一起到李偉平家裡放幻燈，我們把每個人的幾十張照片放給他們看。這次交流，李偉平找了一個英文很好的女孩來做翻譯，大家聊得很開心。這時我才發現：湯瑪斯其實也會笑，他的嚴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害羞。他們對我的照片給予了很多讚美之詞。湯瑪斯還說雖然我們兩人的作品不是一類風格，但他認為我的紀實照片是「世界一流」的，這讓我挺得意的。

　　第二個來廣州的是一個德國的畫家，叫阿爾弗利德·哈格多恩（AlfriedHagedorn）香港歌德學院也給他印了畫冊，也在美院做了畫展，也和我們民間藝術家做了交流。那個畫家是抽象派的油畫家。第三個來的是義大利的攝影家，他叫麥朗，是荷蘭佳能畫廊的藝術總監，他帶了當代西方攝影作品的幻燈，於是我們介紹他在廣州美院的階梯教室搞了一個講座，教室擠得滿滿的，那次的翻譯是現在很有名的學者，叫王受之，他做翻譯簡直太棒了，像是同聲翻譯一樣。麥朗的講座非常幽默，他介紹的那些西方當代藝術攝影，我們看了非常震撼。講座完了以後，大家也不願散去，不斷提出很多問題，有關西方藝術發展方向的問題，有關西方人對中國藝術的看法的問題。麥朗這個義大利人和德國人就是不同，很豪放，說到高興處手舞足蹈，最後一屁股坐到了講臺上。當有人問他有關義大利的黑手黨的問題時，他講了自己的一個故事：他曾經在大學裡結識了一個女朋友，那女朋友的父親是黑手黨，有一次他放學回家走向自己的汽車時，汽車突然在他面前爆炸了，於是他再也不敢跟那個女朋友來往了。

　　第二天我們還一起去李偉平家放幻燈，在經過廣州火車站廣場時，麥朗掏出相機去拍廣場上的人群，他剛拍了幾張，就被廣場上的人群圍觀。他也沒辦法再拍了，於是他把前一天美院老師李正天用他那蒼勁的書法為他的講座寫的海報展示給人們看。大家來到李偉平家，放幻燈時要把窗簾放下來遮住光，屋子不大，空氣越來越熱。汗流浹背的麥朗把上衣也脫掉了。他看到他不喜歡的照片就叫著：「快過！」輪到我放幻燈時，幾乎每張相片他都站起來哇哇叫著，在螢幕上指手畫腳地講著：這裡好、那裡好。我真覺得遇到知音了。後來，廣東畫院的林墉先生又請他在廣東畫院給美術家們做了一次講座。

　　到那年秋天的時候。又來了一位元德國的女錄影藝術家，她個子不高，瘦瘦的，灰白的頭髮，年約40歲，帶她來的是香港攝影家宋漢光，他們住在花園酒店。李偉平告訴我，她希望和廣州的民間藝術家交流，只要有放錄影的設備就可以。正好我家有彩色電視機和錄影機，於是我們就把活動的地點定在我家。白天，我騎車去通知我們南方藝術家沙龍的藝術家們，還通知大家每人帶一個菜。那天傍晚，來了十幾個人，有我們攝影的朋友黑馬、李偉平、鄒偉康、沈宏菲，美術學院的老師李正天、楊堯、沈軍、司徒棉、王受之以及畫家林墉等。

　　那天我家裡準備了煎餃子，大家帶來的十來個菜擺了一桌。在我家14平方米的客廳，十多個人每人端了一個盤子，德國藝術家還帶了一小瓶洋酒。吃過晚飯，就開始放她的錄影作品。她的作品非常前衛，我看不太懂，但是挺好玩的。有一個作品是她把錄影機架在一個廣場的樹叢裡，開啟了錄影機後，她走進畫面，一個一個地抬了四根立柱支好，然後用繩子把立柱圍成一個方形，她自己面對鏡頭站在方框中間，一動不動。周圍的行人好奇地走過來看一看，又走過去看一看，各種各樣的表情……這部片子就結束了。還有兩個作品都是她在家裡化妝後自我表演，有些荒誕，有些神秘。之後我們也放一些我們的幻燈作品。林墉那時已經是廣東畫院的領導了，他又邀請她第二天去畫院做了一次講座。

　　她在廣東畫院做了一個講座之後，我們一起參觀了林墉的畫室。那時林墉剛從巴基斯坦創作回來，帶回來一部很小巧的錄影機，他拿出來展示給德國女藝術家看，並且請她用這部錄影機拍一個作品。這個女藝術家就拿起錄影機對著林墉的面部，開機以後逐漸下移，鏡頭從頭拍到腳後，她又把錄影機翻轉身，倒著從腳拍到頭頂，於是這個作品完成了。林墉還請我們吃了一頓大餐。

　　這些西方藝術家帶來的西方當代藝術作品，我們由於缺乏相關的背景知識，對其中的很多作品還不太理解，但是大家都覺得大開眼界。這應該是「文革」之後，國外當代藝術家與廣東藝術家最早的面對面接觸。他們帶來的作品後來陸續在《現代攝影》雜誌刊登了。

　　1985年，我們廣州的藝術家經常有這樣的活動，除了美術學院和畫院的藝術家們之外，還有舞蹈家馬游、楊美琦，詩人記者沈巨集菲，哲學家廖雨兵，當代藝術家王度、林一林、陳劭雄和平面設計師張小平等人。我們還有一個鬆散的組織叫「南方藝術家沙龍」。

　　1987年，我去雲南老山前線採訪的時候，也帶上了我的幻燈機。在野戰工事的山洞裡，我給官兵們放了一場幻燈。從老山前線回來，我們繞道去了西雙版納。在景洪，我參觀了一個思茅地區的版畫展，認識了幾個思茅的年輕版畫家，我們聊得很投機，於是約定當晚在景洪賓館的房間裡，我給他們放幻燈。那天晚上，房間裡擠得滿滿的，其中還有幾個外國小夥子，藍眼睛、黃頭髮，他們是來西雙版納旅遊的。放幻燈時的氣氛同樣是那麼熱烈。

　　當我放完幻燈，人都散盡以後，突然又闖進來一個日本小夥子。他不會說中國話，我們用紙筆進行筆談。他告訴我：他的朋友們回到房間以後告訴了他剛才我放幻燈的情況，沒有看到我的幻燈，讓他很遺憾。他還告訴我：他曾在《朝日新聞》當過記者，我們是同行。他非常想看我的幻燈作品。於是，我又單獨給他放了一場。放完幻燈，我們在筆談中，我告訴他：當時在中國還很難見到國外攝影大師的畫冊……沒想到，他回到日本，很快就給我寄來了三本畫冊。一本是《朝日新聞報導寫真集』87》，還有兩本是日本攝影大師土門拳和東松照明的攝影畫冊。這位日本小夥子的名字叫丸田雅信，他家住在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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