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45)

四十五

　　他的罪行真有那麼嚴重嗎？

　　1973年，西雙版納最轟動的事就是驚動黨中央的現役幹部對知青性騷擾事件。後來，在景洪舉行公審大會，有三個現役幹部被五花大綁押上大卡車遊街，並押赴刑場執行槍決。據說，他們個個抬頭挺胸，表情坦然自若，不愧是曾在越、老、柬一帶「抗美援越」的戰爭中身經百戰的英雄部隊裡出來的。

　　他們中有一個是我們二團六營的一個連長，姓張，是彝族人，他們連的指導員是我的一個同學，這同學是所謂「革命造反派」。造反派認為這支現役部隊是保守派。張連長的罪行主要是：早上在橡膠林地裡用語言和肢體接觸調戲正在割膠的女知青；晚上，曾去女知青宿舍裡「查鋪」。至於是否構成強姦，好像沒有確鑿的證據。這些事情最後被彙報到中央，李先念副總理親自批示：殺。這個張連長被槍斃時，我的這個同學還到刑場上去看了。

　　張連長該不該槍斃、是不是真犯有那麼嚴重的罪，其實也很難說。

　　貫參謀就曾在辦公室當著許多人的面說：「我們部隊從前線下來，根本不瞭解地方上『文化革命』的情況。發了點兒牢騷，就被劃成了保守派、『炮派』什麼的，給下放到你們這鬼地方來了。這些老兵在戰場上九死一生也要當英雄，不能給部隊丟臉。下到地方不開心嘛，就想著犯點小錯誤，落個處分，遣送回家種田去算了。這次把張連長槍斃了沒什麼，我們部隊早晚是要撤走的，他留下的婆娘和幾個小孩子將來都得你們農場養起來……」

　　幾年後，部隊撤走，張連長留下的婆娘和幾個孩子，都留在了農場。他們是少數民族，生活困難，都靠農場補貼。後來，我的師傅、湖南移民、老工人王廣豐娶了他的遺孀，幫助她養大了幾個孩子。王廣豐當時大概不到40歲，個子不高，身體也不壯，還有一條腿是殘疾，但他是一個種菜能手。我在疆鋒五隊時，他是我的師傅，是我們的種菜組長。我們種菜組何時翻地、播種、育苗、鋤草和採摘都是他指揮。後來他被調到六營營部機關去種菜了。1999年，我去看我師傅的時候，他已退休了。那幾個孩子也培養成人，都出去工作了。他的太太也退休了，身材有點發福，挺富態的，挺漂亮的，總是笑呵呵的。當時，老王光著膀子，還是那麼瘦，只是背好像比以前駝一些了。他還是操著湖南祁東方言，拍著我的背，親切地把我領進家，不斷地讓我抽煙、吃東西。告別的時候，老王又像當年一樣，往農場送我的車上塞了好多他自己種的鳳梨。回到賓館，我切開鳳梨，味道可甜了，就是和別人家的不一樣。

　　1958年，中國為發展橡膠事業，有大批退伍軍官來到西雙版納辦起了農場，這些退伍軍人有抗日的老英雄，也有解放戰爭時期的老英雄，有些還是從國民黨起義部隊參加解放軍的。退伍兵還有一批是1964年下放來的，他們來自修築成昆鐵路的鐵道兵部隊，鑽山洞打炮眼是他們的特長。這些退伍兵裡很多是少數民族和雲南的山裡人，其中不少是彝族和哈尼族人。「文革」中，許多老場長都被批鬥，靠邊站了。我們前哨分場的老場長曹明身材高大，曾是國民黨青年軍的，被俘後加入了解放軍南下部隊。「文革」中被批鬥後，老胃病常犯。「文革」後退休，他拉家帶口回老家甘肅天水了。王金魁原來是總場的領導，「文革」中被打倒以後，在風光農場七隊勞動，和我們的幾個同學在一個隊。有一天他在砍樹的時候，不小心一斧頭下去，劈在自己的腳上。傷得可重了。2006年，我去東風農場新辟的龍泉公墓，給王開平和淩瑜掃墓，正好碰見他。他告訴我，他「文革」後當了幾年場長，現在已經退休了。現在，他在公墓旁邊承包了一片香蕉地，讓他的侄子幫忙管理。他指著王開平墓碑旁的一塊墓碑說：那是他的戰友，是在解放後剿匪的時候犧牲的，是烈士。他還告訴我，王開平是因公犧牲的，你們可以給他申請烈士稱號。

　　大約在1960年左右，從湖南的醴陵、祁東和湘潭毛主席家鄉來了一批支邊的移民。他們大多拉家帶口地來到這裡。他們都是幹農活的好手，我們農場種菜、養豬、種糧食，自給自足主要靠湖南的這些農民。90年代，有一次我回農場時，在聊天的時候問一個老工人：「我們知青來了以後，又偷東西又打架，給你們添麻煩了吧？」他說：「知青來了以後，我們活得才像個人了。你們來以前，我們很多人還是臨時工，每月才18塊錢。每天天不亮，隊長就敲鐘，起床、上工；到傍晚的時候，隊長拿著一根一米來長的棍子上山來，量我們挖的梯田和樹穴合不合規格，如果尺寸差一點，或者在樹穴的回土中找到一根茅草，今天的工資就罰沒了。是知青來了以後，大家才都拿固定的28元工資了……」

　　我記得，我們生產隊有一個湖南老工人，和我一樣也姓彭。他樸實憨厚，力大無比。他曾在1950年當志願軍援朝作戰，爬冰臥雪、出生入死。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他退伍回鄉務農。1963年移民到西雙版納。他每天趕著一頭水牛上山砍柴、割豬草。他愛人生了5個閨女，一家7口人。他們兩夫妻的工資收入是56塊錢，而我們生產隊食堂入夥的費用是每人每月8塊錢。所以，他家每月的工資正好夠交伙食費，一分不剩。他家經常要申請救濟。

　　我的同學李再延是北京65中老高三的。因為他已經和上海知青周月琴在當地結婚了，有了孩子，所以直至1979年，他才拉家帶口最後一批離開西雙版納。他那時已當了五營的教導員，他告訴我：1976年，「四人幫」打倒以後，農場裡靠造反起家的領導因為是「四人幫線上的人」，都被隔離審查了。我們同學裡升上省裡去的那幾個人也被隔離審查了。

　　記得在80年代中，有一次，我在臺灣歌星侯德健的家裡和他聊天。他問我：「你們大陸人怎麼個個都在發牢騷。人家外國在傳染愛滋病，大陸卻傳染『恨滋病』。」我想想也是，此前的幾十年，咱們大陸的各個階層的人幾乎在各種政治運動中多少都受到過各種各樣的委屈或者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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